而这种境况必将导致如下结果：这样一种政体下的臣民就会生活于没有恒定之法的境况之中，这即是说，生活于没有任何众所周知的先已确立的司法规则的境况之中；或者说，这些臣民即使生活于有法律的境况之中，这些法律也是为特定的人而制定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和这些法律所赖以产生的种种不公正的动机。
英国已然通过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立而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危险。议会并不知道它所颁布的法令将会影响哪些个人；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议会亦毋需服务于任何私人的计划；因此，作为权力分立的结果，议会在进行决策时就会去考虑普遍效果和普遍趋势，而这定将产生无偏袒的、且通常极具禆益的法则”。
8．伴随着18世纪的终结，英国对于自由诸原则之发展的重大贡献亦告终结。尽管麦考利（macaulay）为19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18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r.macculloch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渐渐替代了辉格主义，并越来越多地受着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alradicals）及法国传统的唯理主义取向的影响。边沁（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他们为英国引入了此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即企图根据唯理原则（rationalprinciples）全盘重构英国的法律和制度。
那些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所引导的人士，一般都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缺乏理解，其中最显见的例证可举英国人赞颂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之一richardprice博士。早在1778年，他就指出，“当自由被说成是‘一种法律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时候，对它的这种界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极差的定义。如果法律在一国中由一个人制定，或由某个小集团制定，而不是经由共同同意（commonconsent）而制定，那么由这些人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统治实无异于奴役”。八年以后，他出示了一封turgot写给他的赞美的信函，“阁下乃是贵国确当阐释自由观念的最早几个论者之一，是你们指出了为几乎所有共和政体论者（republicanwriters）反复称颂的观念所具有的谬误，即‘自由在于只受制于法律’”。自此以后，基本上是法国的政治自由观念渐渐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由理想，直至19世纪中叶，此一进程方告结束，因为在那个时候，“大不列颠拒弃了法国大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念，并导向了对拿破仑的抵抗，这时那些传统的英国理念才重新获致胜利”。尽管在英国，17世纪获致的大多数成就得以延续到19世纪以后，但是我们仍须对构成这些成就基础的理想在其他国度所得到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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