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累进税制都被明确地宣称为一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但却遭到人们断然地否弃。“人们应当处决该计划的草拟者，而不应当枪毙这一方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turgot对此类早期的建议所作的愤慨回应。在1830年代，当人们较为普遍地倡导累进税制的主张时，j.r.mcculloch以下述经常被引证的文字表达了他反对这类主张的主要观点，即“一旦你放弃了对所有个人的收入或财产按相同比例课税这一基本原则，你就会一如在航海时丧失方向舵或罗盘而不知所措，你就可能干出种种不公正的和愚蠢的事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曾坦言建议，“高额累进或递进所得税”应是在革命第一阶段以后所采取的诸项措施之一，根据这一税制，“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他们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对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生产条件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没有效力和不具根据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越自身，必须进一步侵袭旧的社会秩序，成为彻底变革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人们在当时对这一措施的一般态度仍在a.thiers的论述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即“比例税制是一项原则，而累进税制却只是一可恶的专断安排”，或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持的那种观点，他将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形式”。
但是，在累进税制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之后，鼓动实行累进税制的运动却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改良者，尽管一般来说都不承认他们具有任何慾求改变收入分配制度的企图，但却一开始就论辩说，全部的税收负担——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to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equalityof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的。在支持此项措施的众多论点（我们仍能从当今公共财政的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观点）中，有一种看似最为科学的论点获得了支配地位并被人们广为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一论点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因为仍有些人相信它为累进税制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证明。这个观点的基本要点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会使边际效用递减。撇开此一论点的抽象性质不论，或许也正由于此，它在把那些先前被公认为以专断观点为基础的措施说成是具有科学依据从而应当得到尊重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效用分析（utilityanalysis）领域本身在现代的发展，却完全摧毁了前述论点的基础。此一论点之所以丧失了解释的效力，部分是因为人们已普遍否弃了那种认为有可能对不同个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观点；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已从根本上开始怀疑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能够被恰当地适用于对全部收入的分析，这即是说，如果我们将某个人从利用其资源中所获得的各种益处都视为收入，那么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还具有意义。人们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效用乃是一纯粹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说，同其他事物相比较，某物具有较大的、相同的或较小的效用，然而仅从某物本身出发，就说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用，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我们便可以从逻辑上推论说，只有当我们根据某种其他可慾的利益，比如闲暇（或不需费力工作），来表达收入的效用时，我们才能讨论收入的效用问题（以及这一效用递减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论辩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誘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主张累退税制（regressivetaxation），而决不是累进税制。然而，循此思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毫无意义。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在税收理论中运用效用分析，全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它之所以是一种遗憾，乃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我们如能更快地摆脱由其所导致的思想混乱，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
3．19世纪晚期主张实行累进税制的那些人，一般而言都强调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达到牺牲的平等，而不在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再者，他们一般也都认为，这一仅旨在达致牺牲的平等的目标，只能证明一种“适中”程度（amoderatedegree）的累进税制为正当，而对累进税制的“过度”使用（excessiveuse）——如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累进税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则当然应受到谴责。尽管试图为适当的累进税率提供一客观标准的所有努力都已宣告失败，尽管这种累进税制的倡导者并未对其他人的质疑做出回答（这种质疑的观点认为，一旦此项原则被接受，那么人们就根本无从确定出一种明确无争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累进税率的实施就会丧失它原本所依赖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仍有必要强调指出，当时的有关讨论完全是在那种设计“适中”的累进税率的范围中展开的，从而亦就完全忽略了这种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重要性。此外，那些主张适中累进税率的人还认为，那种认定累进税率不会维持在前述“适中”限度之内的观点，乃是对主张累进税制的论点的蓄意歪曲，而且也是对民主政府的智慧毫无信任的表现，应当受到谴责。
正是在当时处于“社会改革”领先地位的德国，累进税制的倡导者们首次压倒了反对者，从此累进税制步上了现代发展的征程。1891年，普鲁士采用了累进所得税制，其税率从最初的0．67％上升到了4％。鲁道夫·冯·戈内斯特（rudolfvongneist）这位在“法治国”运动中令人们大为尊敬的领袖（此一运动至当时已达到顶点），曾在议会中宣称，采取这种累进所得税制的做法，意味着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放弃，亦即对“最为神圣的平等原则”的否弃，然而只有这一原则才能防止对财产的侵犯，但是他的呼吁却徒劳无效，并未引起人们的觉悟。由于当时所采取的新方案所涉及的税赋非常低，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任何试图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加以反对的企图变得无甚意义了。
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其他国家很快开始步普鲁士之后尘，纷纷采取了累进所得税制，但是此项运动拓展至诸盎格鲁萨克逊等国却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只是到了1910年和1913年，大不列颠和美国才分别采纳了递进所得税制（graduatedincometaxes），税率分别达到了在当时令人惊异的数字：8．25％和7％。然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这些数字却又分别激增至97．5％和91％。
这样，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几乎所有的累进税制支持者倡导了半个世纪却未能实现的目标。绝对税率（theabsoluterates）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的性质，使其不仅在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结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基于支付能力来证明累进税率为正当的一切努力，而累进税制的支持者们也开始转向诉诸最早对它的那种证明，亦即视其为一种能使收入得到更加公正分配的手段；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理由却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避免采用的。渐渐地，人们再度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捍卫对全部税收实行累进等级制所能依据的唯一理由就是改变收入分配的可慾性，而且此种论辩也不需要有任何科学的论证，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要求，这即是说，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企图把一种由多数决策（majoritydecision）所决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努力。
4．关于累进税制的上述发展进程，人们通常提供的一项解释是，如果不诉诸于累进税率的急剧上升，过去四十年里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就不能得到支撑，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不诉诸累进所得税制，则贫穷者就不得不承担其无法承受的负担，而且一旦承认有必要减轻穷苦人的负担，则采取一定程度的累进税制就会变得不可或缺。但是，经过认真的考察，我们却可以发现，上述解释实为一纯粹的神话。向高收入者（特别是那些收入最高阶层的人士）课征高额累进税率所获得的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可以说它并不足以减缓其他人所承受的负担；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在采用累进所得税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并不是最贫困者能从中获益，相反却是那些构成最大多数选民的经济境况较好的劳动阶级与中产阶级中的较低收入阶层成了受惠者。从另一方面来看，事实也可能的确如此，即那种以为可以通过累进税制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税收负担转由富裕者承受的幻想，构成了税收得以迅速增加而未遭抗阻的主要原因；而且在此种幻想的影响下，大众也渐渐接受了比原本更为沉重的税负。此项政策之唯一的重要后果，乃是它严格限制了那些在经济上最具成就的人士有可能赚得的收入，因此也满足了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对富有者的妒忌感。
累进税率（特别是对最高收入者所征收的高额惩罚性税率［thehighpunitiverates］对一国财政总收入的贡献极小，这或许可以从美国和大不列颠的一些数据中得到说明。就美国而言，有数据表明，在1956年，“对社会上流阶层所征得的全部累进税收仅占对个人收入所征全部税收的17％”——或约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8．5％——而且在那些税收中，“有一半是征自须纳税的收入等级，即收入在16000一18000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就他们而言，税率已高达50%；而另一半则来自更高的收入等级，税率也相应更高”。至于大不列颠，其累进等级上行跨度更大，也持有更高额的比例税负；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所有的附加税（包括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和非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eranedandunearnedincomes］）仅占全部公共财政收入的2．5％；如果我们对每年收入超出2000英镑（5600美元）以上的每一英镑计税，则对于财政总收入来讲，我们仅净征收1．5％的额外税收……。事实上，所得税和附加税的主要来源是收入每年在750英镑至3000英镑（2100美元一8400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即恰恰是那些居于一般管理人员与经理等级之间的人，或居于最低级别的公务管理人员与行政机构及其他机构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那些人”。
一般而言，以及从上述英美两国两种税制的累进的总体性质来看，这两个国家累进税制所做的贡献似乎只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5％一8．5％之间，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则为0．5一2％。这些数字显然无法表明累进税制是国家获致所需财政收入的唯一方法。在现实中，极有可能发生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这么说），即在累进税制下，利于公共财政收入者少，导致实际收入的减少则大。
如果那种认为对富人所课征的高税率乃是财政总收入之不可或缺的来源的观点已成为虚幻之见，那么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累进税制主要有助于减轻最贫困阶层的负担的观点，实是民主国家在采用累进税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发生的情况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普鲁士等国所完成的各自独立的研究一致表明，一般来讲，正是那些收入居中（modestincome）的人士占据了选民中的最大多数，因此他们所承受的税负最轻，而与此同时，真正承担全部税收中较大比例的税额重负者，却只是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士和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对英国情况所做的一项详尽研究的种种结果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1936至1937年的英国，有两个小孩的双职工家庭就其全部劳动赚得收入所承担的全部税负是：每年收入为100英镑者，每年承担的税负达18％；然后税负比率逐渐降至最低点，即每年收入为350英镑者，承担税负仅为其收入的11％；接着税负比率又再度升高，每年收入为1000英镑者，承担税负高至19％。这些数字（以及表明其他国家情况的相似数据）明确表明，一旦否弃了比例税原则，受惠者未必就是那些具有最大需要的人，相反，受惠者更可能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选举力量的阶层；这些数字还明确指出，由累进税制所获致的财政收入，毋庸置疑也能通过对拥有适中收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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