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政府带有服务性质的行动也具有很大的施展范围，特别是在传播信息方面。在一个动态且生机勃勃的社会中，农业面临的真正困难之一在于，农民或农夫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使其比之其他行业的人较少关注知识的进步和变化。就像农民常常坚持采用传统耕种方法一样，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个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着可资运用的有用知识并值得花钱去购买这些知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社会来承担传播此类知识的费用便常常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进行明智的选择，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如果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种种机会尚未引起一些个人的足够重视，那么社会只需承担一笔相对来说较少的支出就常常足以导引这些人去利用这些新机会，进而发挥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更上一层楼”。需要重申的是，政府不应当成为知识的唯一传播者，也绝不拥有那种可以决定什么应当为个人所知、什么不应当为个人所知的权力。再者，政府方面如果采取太多的措施，也有可能因阻碍更为有效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而不利于这些知识的传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原则上都没有理由反对政府提供这类服务。至于这些服务中有哪些是值得提供的以及它们应当被提供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纯属一权宜性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引发根本的问题。
5．尽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低度发展国家”（underdevelopedcountries）的特有问题进行详考，但在面对下述这样一个悖论性事实（theparadoxicalfact）时，我们恐怕只有在对它做出简要的评述后，才能结束我们在上文中对农业问题的讨论。这个悖论性事实便是：一方面老牌国家（oldcountries）为了防止其农业人口的衰减而陷入了最为荒唐的复杂困境之中，而另一方面，新兴国家（newcountries）却更为迫切地通过人为手段来加快工业人口的增加。新兴国家的这种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把发生在后的事实或现象作为发生在前的事实或现象的原因”（posthocergopropterhoc）这类非常幼稚的“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由于在历史上，财富的增长通常都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所以它们就设定工业化会导致财富更为迅速的增长。这里显然涉及到对居间性因果关系（intermediateeffectwithcause）的混淆。的确，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乃是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在工具上的结果，而且更是将资金投放于知识和技术上的结果，因此，随着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亦将要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那些粮食生产获致实质性增加的国家，也将要求增加生产工具的供给。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要使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增加平均收入的最为迅速的途径，那么就必须存在着可资使用的农业剩余产品，以供养工业人口。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地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小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
通过将先进的科技知识运用于那些极度缺乏资金的经济，有可能会产生基本上不可预见的种种发展；然而，较之那种把一种模式强加给经济的社会，上述做法在提供自由发展机会的社会中更可能加速这类经济的种种发展，因为那种强加给经济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其他发达社会舶来的，然而这些发达社会中的劳资比例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则完全不同于新兴经济中的劳资比例关系。无论在新兴国家中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范例并免费传播知识和开办教育，但我仍以为，在这些新兴国家里反对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我这样说，既有经济的理由，又有文化的理由。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活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6．在西方，大多数明理敏锐的人士已然意识到，当下的农业政策问题，乃是如何使政府从一种它已自缚于其中的管制系统中摆脱出来并恢复市场作用的问题，但在自然资源（naturalresources）开发这个相关的领域内，流行的观点却依旧认为，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特殊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广泛的控制措施。这种看法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movement）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鼓吹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源，而且还大大助长了激进经济改革者所主张的那种狭隘的本土意识形态（indigenousideology）。有些人甚至还广为运用那种宣称私人企业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的观点，以说服公众相信“竞争导致浪费”（wastefulnessofcompetition）以及由中央当局对重要经济活动进行集中指导的可慾性；这种观点在说服公众方面极为有效，实为其他大多数论辩所不及。
美国乃是一个由大量移民迅速定居而成的国家，而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源保护的问题之所以比其在欧洲诸国更为尖锐，主要由下述一些情况所致。在欧洲，社会进化一直是渐进而缓慢的，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平衡（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早期阶段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已无可复加，例如，阿尔卑斯山脉南面的森林曾大遭砍伐并因此而导致了水土流失）；然而在美国，一望无际的[chǔ]女地的迅速开发却产生了诸多在重要性序列上完全不同于欧洲诸国的问题；在仅仅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便把整个美国首次置于拓荒开垦之下而引起的种种相关变化，当会造成诸多回想起来令人深感遗憾的自然平衡失调的现象，不过这也无须令我们感到惊讶。然而，大多数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谴责并大加抱怨的人士，实际上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而且从当时拥有的知识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明智的政府政策在当时便能够阻止出现那些在今天看来最令人痛恨的后果，即便是最为明智的政府政策亦不例外。
我们不应当否认，资源浪费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资源浪费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森林大遭砍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致，即森林这一类的自然资源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私人地产，而是被当作公用土地转交给私人开发的，但是当时所规定的开发的条件却并没有给开发者以任何保护这些资源的激励。确实，对于某些自然资源来讲，尽管产权安排（propertyarrangements）在一般的意义上已极为详尽，但却仍不能确保这些资源的有效使用，因此对它们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定便极为可慾。即使就这个方面而言，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故我们须依次加以考虑。
就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矿物矿床而言，对它们的开发，必然意味着它们将一点一点地被耗尽，而其他的一些资源却可以在一无限的时期内不断产生回报。资源保护主义者通常指责的，一是前者——“储藏资源”（stockresources）——消耗太快，二是后者——“流动资源”（flowresources）——的使用并未按照它们所能产生的利益来取得较高的长期回报。这些论点部分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私人开发者缺乏一种足够长远的眼光，或者说即使私人开发者对于未来的发展拥有一些先见，但也无法与政府相比拟；而且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论点还在某种程度上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但它却是一种明显的谬误；正是这一谬误，使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大部分论点归于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也产生了上述“相邻效应”的问题。除非地产单位之规模的大小，足以使任一所有者的行动所产生的较为重要的影响得以在其自己的地产的价值中得到反映，否则这种相邻效应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就会导致采用浪费的开发方法。在有关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资源”（fugitiveresources）方面，诸如野生动物、鱼类、水、原油或天然气（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包括雨水），尤其会发生“相邻效应”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资源，我们只有通过对它们的消费或耗用才能占用它们，而且任何个别开发者都不会关注保护这些资源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你不去使用，别人就会去使用。上述问题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要么是私有地产权无法适用（就像对于深海鱼类资源和大多数其他形式的野生动物资源那般），其结果是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替代性安排；要么是私有地产权得到合理运用，但是其条件却是统一控制的范围必须与所开发的同一资源的范围（一如油田）同样大小。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些资源开发所存在的技术上的问题，个人所有者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排他性的控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诉诸那些替代性的管理形式。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不再生资源（irreplaceableresources）的大多数消费，都基于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即在某种资源消费耗尽之时，人们将发现某种新的资源，而这种新资源要么能满足我们同样的需求，要么至少可以因我们不能再拥有那种旧资源而对我们做出补偿。这样，从总体上看，资源供给能像以前一样充裕。同样，我们不断地耗用着各种资源，所依据的也只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关于可资运用的资源的知识会无限地增力——这种知识的确会增加，但其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以极快的速率在耗用着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诚然，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我们就必须根据这种知识会持续增加的假设行事，尽管我们的一些特定期望注定会受挫。毋庸置疑，如果在六十年或八十年前，人们便切实关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煤炭供给面临着耗尽的危险所发出的警告，那么工业发展便会大大地受到抑制；又如果内燃机的用途在那时只能限于当时探知的原油量（在汽车和飞机时代的最初几十年内，当时探知的原油资源如果以现在的使用速率使用，十年内就将被用尽），那么它就永远不会致使交通运输发生革命。虽然在所有上述问题上，倾听专家关于自然现象的意见这一点颇为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引以注意的是，如果这些专家有权通过政策来推行他们的观点，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就只能是灾难性的。
7．劝说人们相信有必要对自然资源保护实行中央指导和管理的主要论据是，社会比之个人更关注未来且对未来具有更丰富的先见知识，而且保护特殊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泛泛地为未来提供储备所会产生的那些问题。
那种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观点，其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这个论点并不只是认为只有整体社会才能够满足诸如安全或国防等某些未来的需求，而且也是指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将其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为将来提供储备的工作上去，而且其投入的资源应当比个人分别决定者要多。或者，一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社会应当比个人更珍视未来的需求。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么这种观点就确实能够证明由中央计划控制大多数经济活动为正当。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那些主张这种做法的人的武断判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要求过去几代人应当为我们提供多于他们已提供的东西，而且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为个人开脱其对未来的责任。上述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论辩，由于这样一个常被人们征引的逻辑荒谬的论据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论据指出，由于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贷，所以它能够较好地关注未来的需求。这个论点之所以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乃是因为政府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投资上所具有的失败风险实际上并不是由它们承担的，而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事实上，就判断特定投资是否值得而言，风险并未减少。由于政府——如果投资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它们可以通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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