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规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我们在安排日常活动时，在做并不合自己心意但又必须做的工作时，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或在压制某些冲动时，之所以常常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作法变成一种不需思考的习惯，乃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些使这类行动成为可慾行动的理性根据，就不足以有效地平衡各种各样的即时性慾望，也不足以有效地促使我们去做那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当会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理性地行事，我们往往会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行为受习惯而非受反思的指导，而为了避免使我们自己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这两种说法尽管看上去都有些矛盾，但是我们却知道，如果我们慾求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以上所述在实践中就往往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述在下面的情形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是我们的行动所直接影响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二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因此是使我们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及预期相协调，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在这类情形中，任何个人试图凭据理性而成功地建构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成功地建构出了这样的规则，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所有人遵守的时候，这些规则方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并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遵循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而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确知在特定场合对这些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我们亦只有遵循这些规则。道德规则，就它们主要有助于人们实现其他人类价值的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工具；然而，由于我们很少能够知道在特定场合对这些道德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所以对它们的遵守就又必须被视之为一种价值本身，亦即必须被视之为一种我们必须追求但却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合理根据的居间性目的（intermediateend）。
9．当然，上述考虑并不能证明在一社会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各种道德信念都是有助益的。恰如一个群体的发展可以归功于该群体的成员所遵守的道德规则（其意义在于这些道德规则经由成功而显示出来的价值，最终会被这一获致成功的群体所领导的整个民族所效法），一个群体或民族也可能会因其所遵循的道德信念而遭摧毁。因此，只有最后的结果才能够表明引导一群体的种种道德理想是助益性的，还是摧毁性的。尽管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即一个社会渐渐地视某些人的信念为善之体现，但是这绝不能证明他们的信念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遵循就不会导致该社会的解体。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民族因遵循被该民族视为最智慧、最杰出的人士的信念而遭致摧毁，尽管那些“圣人”本身也有可能是不折不扣地受着最无私的理想的引导。在一个社会中，其成员如果仍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那么上述危险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各种毁灭性的或衰败的苗头和趋势会得到自行矫正：只有那些受“不切实际”的理想指导的群体会衰败，而其他根据当时的社会标准被认为较少道德的群体则会取而代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因为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强迫其所有成员都去遵循那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迫遵循相同的理想，又如果异议者不得遵循与此不同的理想，那么这些规则也只能通过因遵循它们的整个民族的衰败而被证明为不确当。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数对一道德规则的共同同意，是否构成了把这种规则强制适用于对它持有异议的少数的充足理由，或者说这一因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否就不应当受到更为一般的规则的限制——换言之，普通的法规是否应当受到一般性原则的限制，一如有关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也会排斥某些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何等善良。政治行动一如个人行动，也极需要有道德规则的支撑，而且连续性的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及个人决策的结果，只有在其与那些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诸原则极为符合的时候，才会是有助益的。
这类调整集体行动的道德规则，发展极为缓慢并充满了困难。但是，正是这一点应当被视为是它们珍贵的表征。由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为数本来就不多的这类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同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那样，个人自由的原则也要求自已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具助益的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硬的以致于任何权宜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从获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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