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能够知道而且的确知道引导一个人行动的所有因素。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与人们关于道德品行的观念间的相符程度而加以确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是因为履行了义务而不是因为获得了成功而得到报酬的；而且每个个人的每一举动，都受其他人认为他应当如何行事的观念的指导，因此之故，个人也被免除了自行决定的责任和风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既然任何人的知识都不足以指导所有的人的行动，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根据品行对所有的努力给出报酬。
在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依据这样的假定来行事的：是一个人的服务或工作的价值而非他的品行，决定了我们对他所应承担的义务。较为親密关系中的情况如何，暂且不论，但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在我们能够获得其他人以较小的代价所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某个人虽蒙受了极大的牺牲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同样的服务，他也不能因此要求我们根据他所做出的牺牲来对他承担义务。在我们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我们还会认为，如果我们对具有同等价值的服务给予同样的报酬，而不考虑向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特定个人所可能付出的不同代价，也是公平之举。决定我们责任的，乃是我们从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中所获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在提供此类服务时所具有的品行。我们也希望在与他人的交易中得到报酬，但根据却不是我们的主观品行，而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确，就我们根据我们与特定人的关系而进行思考来讲，我们一般都能意识到，自由人的标志乃是其生活并不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品行的看法，而只依赖于他给其他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地位或收入视作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时候，我们才会要求根据品行获酬。
道德价值或品行虽说是价值之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道德价值，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价值判断（judgmentsofvalue）也都不是道德判断（moraljudgments）。这在自由社会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不能区别价值与品行的差异，始终是导致严重混淆的根源。一些活动会产出为我们所珍视的产品，但我们却未必会对其间的一切活动都给以赞誉。我们虽然珍视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数服务，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提供给我们这些服务的人的品行却无力评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能力因三十年的工作而比早些时候更具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也与此人这三十年是否赢利及愉快或者是否做出了持续的牺牲及长期的操劳无关。如果对一癖好的沉溺产出了一特殊的技能，或者一偶然的发明被证明为对他人特别有用，那么其间几乎不具品行的事实，并不能使它们的价值低于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价值与品行之间的这一区别，并不是某一形态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会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当然，我们可以力图使报酬与品行而不是与价值相符合，但我们却很难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力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摧毁那些使人们能够自行决定应做什么事情的激励因素。再者，即使将报酬与品行挂钩的努力比较成功，但它是否会产生一种更令人向往甚或更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仍极具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一般都认为高收入是品行好的明证、低收入则是不具品行的证明，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地位及报酬与品行相符，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与他所熟之人的赞同，否则别无获得成功之途，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与那种人们坦率承认品行与成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社会相比，就更可能令未获成功的人士不可忍受。
如果我们不是力图使报酬与品行相挂钩，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价值与品行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确定的，那么这很可能更有助益于人的幸福。在实际生活中，当某种努力对他人只具有某种较高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极轻易地就把它归之于个人的品行。的确，当个人或群体拥有一较高的文明水准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时候，这肯定标识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并且还构成了他们所属社会的宝贵财富；但是一般而言，它并不构成品行。受欢迎和被尊重，与挣大钱一样，都不完全取决于品行。甚至当品行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中已大到不容我们再忽视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依旧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认定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场合就一定具有着某种品行，而事实上这种品行通常并不存在。
我们当有足够的理由去努力崇敬那些并不求得到充分报酬的特殊品行。但是，对于如何奖励那种我们希望被人们普遍视为范例的具有杰出品行的行为的问题，却与如何对待社会日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激励因素的问题不尽相同。自由社会在这个方面也已形成了若干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对于某些人士来讲，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升迁或晋升当取决于某个上级的判断或与其共事的大多数同行的判断。的确，随着组织日趋庞大且更显复杂，确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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