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的」，並非供少數藏書家賞玩的，所以我們不想以少印居奇』。要之，所集史料均加新式標點排印，用道林紙印刷，每種印一千本。關於標點問題，留待下文再述。茲另就版式、分冊等有關諸項，加以補充說明。本叢刊版面採三十二開本，用老五號字直排（凡屬附註以及說明性質之文字，間用新五號或六號字）；每面十六行，每行三十八字，合為六百零八字（在計算時，因有分段、空白等關係，一律以六百字匡計）。單面左邊上方印書名（各書不同），雙面右邊上方印「臺灣文獻叢刊」六字（全部一律）；至其頁碼，分印於單、雙面之左、右邊下方，以面（page）計數。每書篇幅（面數）有多寡，單冊或分冊裝訂，自須有一標準。由於經驗累積，約以不滿二百面者裝一冊，超過此數者分冊裝訂，分裝每冊以不超過二百面為限度，而以一百五十面為理想標準（間有因書中段落不能分割而超越限度，祇是極少數之例外）。此外，如上所述，書用道林紙印刷；普通以六十磅道林紙印，但在一百面以下者特用八十磅道林紙。至於遇有圖片之頁，亦有用銅版紙者。封面一律用一百磅道林紙，排字印刷；自第一○一種起，並加刷膠（上光），以便保存。或有以為封面單調，應另設計繪製者；此亦誠如上文所云，本叢刊「並非供少數藏書家賞玩」，是以一直維持創刊時之嚴肅型式。
次言資料來源。如就藏主而言，有公家所藏，有私人所藏。如就藏地而言，有臺灣所藏，有海外所藏；其中自以臺灣本地居多。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之前身為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搜藏臺灣資料極富；尤以若干抄本，頗多為海內孤本。其次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其前身為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亦有不少珍藏。自中央研究院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遷臺以後，來源更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今稱「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方志、明季史籍以及有關臺灣鄭氏史事等若干抄本，頗為難得。他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臺灣省立博物館以及各地文獻委員會，均藏有若干關係史料。以上學術機構與圖書館，均嘗獲得協助與合作（至臺灣私人方面所藏，另見後述）。在海外，有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有來自日本內閣文庫、日本東洋文庫、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及京都大學圖書館，又有來自香港方面之私人書籍。再就藏主而言，海內外公家所藏，大體已具前述；而私人提供者，則有方豪、楊雲萍、洪炎秋、戴炎輝、連震東、李騰嶽、劉枝萬、賴永祥、曹永和及已故之胡適、丘念臺諸先生，不及列舉。在此附帶一提：所刊資料，當初構想原以「清代有關臺灣的私人著述」為限。但後來由於客觀環境之需要，略有變更：除私人撰述外，並及官書；除清代人士所撰述者外，不但上有唐、宋、元、明之文，且下逮日據時期臺灣當地人士之作。不過有一嚴定限界，生人之著作一概不收（惟少數「附錄」例外。）
次言編輯成例。本叢刊一部分為舊印本之重刊，一部分為原稿本或傳抄本之新排。在原則上原本已有序跋者，不另加撰「序文」。但有若干刊本或抄本（尤以稿本）必須有所說明時，始加「弁言」或「後記」。例如第五種「臺灣鄭氏紀事」原有序跋，今卻加有「後記」。周先生在此「後記」中，即嘗揭示上述原則。首云：『對於古書的重刊，多年以來，有一流行的風氣，就是歡喜做考據的長序。這一風氣，本來不壞；但如附會時尚，勉強成篇，那實大可不必。我們印行「文獻叢刊」的方針，凡原書已有序文者，在原則上不擬多所贅述』。至對「臺灣鄭氏紀事」之所以加撰「後記」，接續解釋云：『這本「臺灣鄭氏紀事」，本來已有林衡的序文（按尚另有青山延于跋文），現在還要再寫「後記」的原因，則因「臺灣鄭氏紀事」與「臺灣割據志」都是川口長孺的著作，兩者的異同及其關係如何？「林序」未嘗提及，故有「加以一言」的必要』。所以凡屬今加之「弁言」或「後記」，均基於「必要」而作，絕不浪費篇幅。此外，每書目錄，均加註頁碼，以便檢索。至有原書卷首不置目錄者，今本均儘予加編；間亦有書中款目與卷首目錄不符者，則據書中款目訂正。又有若干方志，例有「八景圖」、「十景圖」等類圖繪；因已失參考價值，儘予刪略。其次，本叢刊編印已刊書籍或未刊稿本，初以一書一種；後則或因篇幅過少不能成書、或以長編巨著無法全刊，於是乃有「集刊」或「選輯」之編印。「集刊」尚無多大困難，祇要將性質相類或內容關聯之資料彙集排印即得；「選輯」殊非易事，至費周章。誠如周先生在第一三一種「李文忠公選集」「弁言」中所云：『要拿這樣「篇幅浩繁」的全集選輯其中有關臺灣的部分列為「臺灣文獻叢刊」之一，大有「沙裏淘金」之感』。凡屬「選輯」，自以有關臺灣或與臺灣鄭氏關涉者為基礎。但亦有稍廣其範圍者，如第一八七種「清仁宗實錄選輯」因「海盜」蔡牽襲臺而擴及東南海上兵事動態，為其顯例。「選輯」之編印已不在少，凡名為「選錄」、「選集」、「選編」、「選輯」之類固屬盡是；此外，尚有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行之「明清史料」各編中有關臺灣史料詳加選輯（間亦旁采其他關係臺灣檔案資料），計得第三一、一七三、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一九一、二○○、二○五、二二七、二二八種「臺灣彙錄甲集」至「癸集」、第一五七、一六八、一七五種「鄭氏史料初編」至「三編」、第一六九種「南明史料」以及第一五四種「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等達十五種之多，則為本叢刊充實不少。
最後一言標點與校訂。本叢刊加用新式標點排印，已如上述。但一經實施，問題重重。首先，標點之使用，難有一定之標準。在第一七種「治臺必告錄」「弁言」中嘗論及此：『即標點、分段，見仁見智；同一文字，各人的看法不同，標點、分段自亦不同。我們為了尊重各人的看法，不作硬性的統一』。其次，使用時所遭遇之困難，一言難盡。姑舉一例：第一七七種「爝火錄」「弁言」有云：『這本彙輯一百多種文獻「述而不作」的巨編，所集資料既廣泛、又龐雜，其間疑誤隨處可見；不但許多謬字尚有待考訂，並所下標點亦難盡允當』。因此，隨加用標點，又發生校訂問題。再舉一例：周先生在第一三○種「臺灣通志」「弁言」中有云：『因為本書是所謂「原稿本」，顯然很多地方還有待於整理，所以錯字之類特別多（此次重印，頗多改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影印」的優點，也可看到「影印」的缺點。如果我們採取「影印」的方式，管它錯不錯，「一印到底」；既省費，又省事，別人更找不出你的錯處。現在改為標點排印，那結果就適得其反。……像這本可說「錯字百出」的書，我們明知道不可能拿這些錯字一一校正，甚而至於我們明知道本身的標點也可能會有錯誤的地方；我們「權衡輕重」，還是這樣做了』。甚至因校訂錯字而發生「影印」與「標點排印」之「輕重」權衡問題，可知校訂問題之重要。關於校訂方式，大要如第一一種「閩海紀要」「弁言」所云：『凡屬舛誤之處，則逕予改正；凡涉疑義之處，或於訂正之後再用（ ）註明原文，或於原文之下用〔 〕註明疑是或疑漏之文，亦有附問號（？）以存疑者；其有衍文而予刪去者，亦經註明』。至於謬誤過多之書，甚至另加「校勘記」說明之。試舉兩例：第二四種「海上見聞錄」原為金山錢氏所藏抄本，民國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錄副付印，全書行款悉仍舊式，列為「痛史」第十四種。本叢刊據以標點排印時，經略校其謬誤；雖發見有與全書體例不合之處，以無別本參校，姑仍其舊。後由夏卓如先生點校第三五種「靖海志」，乃發見書中自明崇禎十七年三月迄清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多與「海上見聞錄」相同。經加比較研究，知「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內一段記載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因而並發見前刊「見聞錄」前後相錯並有脫漏（可能由於抄本錯訂及有脫頁所致）之處，特在「靖海志」「後記」中詳述其事並加撰「靖海志及海上見聞錄合校記」，以為訂正「見聞錄」之資。又，第六九種「鄭氏關係文書」合刊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鄭氏關係文書」及「石井本宗族譜」（一名「延平邵王鄭氏系譜」）兩種文獻，前者原為抄本，後者則為影抄本。由於兩種文獻均為抄本，謬誤脫漏所在多有，尤以「石井本宗族譜」為甚。因就所知，酌加訂補；並撰加「校勘記」，用供參考。由是，可知本叢刊出版一書，均有一定之歷程，絕非「影印」之「一印到底」所能同日而語。至於標點、校訂（以至於校對）之錯誤，在所難免。本叢刊曾接獲若干讀者來函指正，至為可感；均經一一存錄，以俟彙訂。甚望將來刊印結束之時，能如第一二一種「續修臺灣府志」「弁言」所云『就原刊文字及標點錯誤之處作一總校勘，使這工作圓滿收場』。不過，目前整套叢刊刊出字數已達三千七百萬字以上，此後續增字數尚難逆料；如欲就此巨編作一總校勘，其「工作」之艱鉅，不難想像。也許，這祇是個「奢望」。
二、提要
試就已出版之二百三十種叢刊，分別作一提要：
第一種「臺灣割據志」
本書（一冊八六面五一、六○○字）不分卷，日人川口長孺撰。原著係日本秘閣所藏抄本，今據再抄本排印。書中首述臺灣之風土及先住民習俗，次述明季漳、泉人之通販於臺灣；再次，自明天啟元年、迄清雍正元年有關臺灣之史事，靡不編年紀載。雖題稱「臺灣割據志」，實為鄭氏三世之詳紀。書中所用資料，皆經註明出處。資料之彼此不同者，並作考異式之自註附於正文之下。書末附有「引用書目」，總計中、日文獻共五七十部（細按書中所引資料，尚有「三朝實錄」遺未列入，總計實不止此數）。作者在本書結尾云﹕『根據諸書，必期確實；而如其行文則會粹錯綜，務加刪潤，令其有次序。事雖專係鄭氏，傍及華夷之隆替。凡一百有三年間治亂盛衰與廢之故、天命人心去就之際，蓋有略可觀省云』。
本書與川口另著「臺灣鄭氏紀事」內容大同小異，餘詳見第五種「臺灣鄭氏紀事」篇。
第二種「東瀛識略」
本書（一冊一一三面六七、八○○字）分八卷，無錫丁紹儀撰。據「自序」，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秋渡臺，嘗佐臺灣道仝卜年幕。在臺勾留八閱月，凡臺事之堪資談助者，輒筆識之，並附所見，便成此書。每卷分二目，按序為建制、疆域、糧課、稅餉、學校、習尚、營制、屯隘、海防、物產、番社、番俗、奇異、兵燹、遺聞、外紀。至同治十年（辛未），作者又嘗游閩；並於每目後再識數行，然後付梓。
第三種「小琉球漫誌」
本書（一冊一○二面六一、二○○字）凡十卷，朱仕玠撰。士玠字璧峰，號筠園；福建邵武建寧人。生於清康熙末年，與弟仕琇分以詩、古文名於世。年踰四十，始以例官德化教諭；乾隆二十八年，移鳳山。鳳山西南海中有小琉球嶼，因將赴任途中及在臺聞見以及郡邑志所載山川風土、昆蟲草木與內地殊異者詳予記述，間以五、七言宣諸謳詠，因名「小琉球漫誌」。全書計六編：曰泛海紀程、曰海東紀勝、曰瀛涯漁唱、曰海東賸語、曰海東月令、曰下淡水社寄語。
第四種「臺海使槎錄」
本書（一冊一七七面一○六、二○○字）凡八卷，前四卷「赤嵌筆談」、次三卷「番俗六考」、末一卷「番俗雜記」；黃叔璥撰。叔璥字玉圃，號篤齋；順天大興人。由進士，歷官至御史；清康熙六十一年，與滿御史吳達禮同膺首任巡臺之命。本書名為「臺海使槎錄」，以此。「赤嵌筆談」內容頗為廣泛，目分原始、星野、形勢、洋、潮、風信、水程、海船、城堡、賦餉、武備、習俗、祠廟、商販、進貢、泉井圍石、物產、雜著、紀異、「偽鄭」附略、「朱逆」附略等項。「番俗六考」，有「北路諸羅番」十篇、「南路鳳山番」三篇；所謂「六考」，係就各地先住民之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六事分別加以考察而記載之。本書為清代臺灣早期文獻之一，後之修志者，率多取資。
第五種「臺灣鄭氏紀事」
本書（一冊七八面四六、八○○字）分上中下三卷，與第一種「臺灣割據志」同為日人川口長孺撰。按本書所述，起自日本慶長十七年（明萬曆四十年）鄭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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