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孔子和孟子，人家可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忠君”哎，且不谈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就算孔子著名的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中或许也有一种“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精神——老板如果对咱够意思，咱就尽到咱的本份；老板如果不够意思，嘿，老子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如果你“君不君”，那就别怪我“臣不臣”。
时代变了，传统儒家的思想行不通了，该讲无条件的忠君了，该对着龙椅宣誓效忠了。其中原因难道仅仅是“老板是老天爷的人间代理”吗？——未必，天命一说其实早在儒家尚未出现的商、周两代就有了，并不是董仲舒的原创，而且，这个理论同时还有着这样一层意思：如果老天爷变主意了，改朝换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真到了那时候，投靠新主子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无非是顺应天意嘛。
但这层意思最好让它只在理论上存在（所以汉景帝要搞那个“吃马肉不吃马肝”的学术禁区），而且，从“天人感应”来看，只要不断出现祥瑞，就说明天命依然站在当今圣上一边。既然如此，大家伙儿无条件的效忠皇上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不管老板对你够不够意思，你都得对老板够意思。
当然，说归说，这其中还有着一个很现实的因素，那就是“大一统帝国”的威力。帝国越是大一统，忠君的思想束缚就越强，原因很简单：异见分子没地方跑。——“天人感应”一说在两汉时代还比较清楚明白，越到后来就越有些含含糊糊了，毕竟黑社会老大在私心之中也不大喜欢巡府大人的“另一面”。
这里还有着很有趣的一点：我们若要分辨历代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一般来说，只要看看他们怎么评价孟子就可以了。——有一点特别值得留心：咱们现在一提儒家思想就说“孔孟之道”，实际上“孔孟之道”这个说法是晚到北宋才有的，以前人们说的是“周孔之道”，是把周公和孔子并称。孟子是到了唐朝才经韩愈的“再发现”，后来又得到一些宋儒的推崇，这才有了后来的名满天下。
整个历史上，学孟子、像孟子最出名的应该得算王安石，当时人们读他的文章，以为是孟子复生，而王安石还曾借权势之便亲手把《孟子》列入了科举考试必读书。而作为王安石的大对头，司马光自然是头一个反孟子的，他写了一篇《疑孟》，大批孟子，说孟老头儿很会拿圣人之学给自己谋求天价讲课费，而最重要的是，孟老头儿混淆君臣之义，对国君的召见竟然故意不睬，哪像人家孔子，就算鲁哀公那样的昏庸之君，只要派秘书给打个电话，孔子马上就毕恭毕敬地跑去了，这才是为人臣之礼啊！（有趣的是，司马光那个家教严谨的儿子司马温却很是推崇孟子，曾对皇帝说：“《孟子》这书最是淳正，把王道讲得最是明白。”）李觏也是反孟子的，说孔子之道是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孟子之道却是人人可以为君，这还了得！——看来，做奴隶也是会让人上瘾的。费正清曾经列举过自1607年以后中国的几位拥有超长任期的统治者，然后得出结论说：“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i我不清楚的是，如果承认他的这个结论，是否意味着下面这句话也应该是相应成立的：“中国人天生就有奴性”？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问题理解为反问句，但无论如何，相对于自由，很多人却宁愿选择服从；相对于直立行走，很多人却宁愿选择屈膝爬行，这恐怕既是人的天性所致，也是专制之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这种情形直到现代社会也依然不绝，拥有了自由的人们却开始逃避自由，或许自由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而弱小的人类在天性上就是需要“集体”的，正如弗洛姆概括的那样：“……极权主义运动吸引着渴望逃避自由的人们。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便想以顺从领袖、民族或国家的方式，以寻求新的安全感。”ii——相形之下，孟子的精神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他老人家的简单真理却原来在根子上就是在和基本人性作对啊。
孟子思想里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民贵君轻”在大一统时代里确实处境尴尬，忠君就得无条件地一忠到底才是正理，而当这类“忠”的意识已经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时候，仅仅是“忠”却又显得不够了：一定要以“更忠”来超越“忠”，就像追求平等的领袖们从不会满足于平等，而要再接再厉地去追求“更平等”。
宋朝开国初年的宰相范质算得上“忠”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经历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尽忠观念影响极大。据《宋史·范质传》，范质小时候是个神童，文采出类拔萃，十三岁就开始钻研《尚书》——这可是一部超级难读的大部头啊，而且他这么小小年纪就开始教学生了。范质生逢五代乱世，在这五代当中，他在四代里边都当过官，进入后周的时候，范质早已是几朝元老，后来周世宗病危，范质便是一位托孤大臣。
乱世就是乱世，在周世宗咽气不久，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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