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如果在现代社会依然以“通经致用”的态度来看待“礼”的话，张岱年前辈的这个意见便既是有代表性的，又是悦耳动听的：“儒家宣扬人际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即是多样性的统一。……孟子赞扬‘人和’的价值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认为人和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人和即人民的团结一致。”vii
但是，就历史论历史的话，儒家的这个“和”明明白白地就是等级贵贱各安其位的“和”（详见《孟子他说》第二册），在这个“人际和谐”的社会里，大到祭祀，小到穿衣，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定位，即《春秋繁露·度制》所谓：“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一旦超标就是“僭越”，就是儒家常用的一个贬义词——“非礼也”。（这个“非礼”可绝对不是耍流氓的意思。）况且，“礼”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原则：“礼”是“不下庶人”的，照这么说，当今中国十三亿人，倒有一大半以上是应该“非礼”的。
如果严格而论，“非礼”一直都是两千年历史的主流。汉朝立国之初，叔孙通为刘邦设计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贵，也认识到了儒者的实用功能。viii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他为汉朝设计的礼仪基本就是因袭秦朝旧制，而考之秦朝的礼仪，按《史记》的说法已经“不合圣制”了，多重在“尊君抑臣”一节，想来和孔子所缅怀的周礼早已经大相径庭了。至于秦汉以后，“尊君抑臣”始终都是礼治的一大原则。ix
后来，汉武帝喜欢场面，召集儒者定制礼仪，可搞了十几年也没搞成，诸如明堂之类，一个儒者一个意见，一个个还都大有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作风，而旁观者看得出来，在那时候就已经搞不清到底什么是周礼了。
“礼”的来龙去脉是个太大的问题，只好留到以后再谈，单说专制时代已经“非礼”的礼意义何在。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的意义，前文已经论之甚详，再有一点就是孝的应用——不错，孝道也是礼的重要一环，比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所谓：“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敢，非孝也。”看，这些都是孝，也都是礼，难道这真是在说孝顺父母吗？
专制时代的“礼”和“孝”全都是“忠”的不同侧面，其意义无非两点，一是“尊君抑臣”，二是驯化臣民，无非都是专制君主的愚民手段罢了。儒家经典当中，除了“三礼”之外，《论语》重点在“仁”，“《春秋》三传”重点在“礼”，“礼”之详情会在以后陆续讲到。
至于“夷夏之防”，看似简单明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每个时代的“夷夏之防”都是大不一样的。晚清革命家们大讲“夷夏之防”，主要用意在于排满，当年那些革命言论现在看来已经大有反动之嫌了，比如陈天华《猛回头·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一个顶大的国，内地有十八省，称为中国本部。在本部东北方，有东三省，即从前宋朝那时候的金国，现在的满洲。那满洲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改号大清国。
直隶、山西、陕西之北有蒙古，即元鞑子，灭了宋朝，一统中华，明太祖把他赶回原处，后亦为满洲所灭。由甘肃过去，有新疆省，是一个回回国，乾隆年间灭的。四川之西有西藏，是一个活佛做国主，亦归服清朝。除了十八省外，从前都是外国，于今都是大清国。虽然中国也不过与那蒙古、新疆、西藏同做了满洲的奴隶。】】
再看《猛回头·人种略述》：
【【天下的人，自大处言之，约分五种：亚细亚洲的人，大半是黄色种……专就黄色种而言之，则十八省的人皆系汉种，我始祖黄帝于五千年前，自西北方面来，战胜了苗族，一统中国。今虽为外种所征服，其人口共四万万有余，居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满洲是通古斯种，金朝亦是此种人，其人口共五百万。蒙古为蒙古种，其人口共二百万。新疆为回回种，其人口一百二十万。西藏为吐蕃种，其人口一百五十万。苗、瑶是从前中国的土人，其数比汉种较多，于今只深山之中留了些微。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的人，从前都是汉族的对头，无一刻不提防他。其人皆是野蛮，凶入虎狼，不知礼仪，中国称他们为犬羊，受他等之害不少，自满洲入主中国，号称中外一家，于是向之称他为犬羊者，今皆俯首为犬羊的奴隶了。】】
再如《猛回头·猛回头》：
【【从前做中国皇帝的，虽然朝代屡易，总是我汉人，总是我黄帝的子孙，只可称之为换朝，算不得灭国。惟有元鞑子灭了中国，后来赖有朱太祖恢复转来了。如今这满洲灭了我中国，难道说我们这些人就不想恢复了吗？】】
再如《警世钟》：
【【中国从前的亡国，算不得亡国，只算得换朝（夏、商、周、秦、唐、宋、明都是朝号，不是国号，因为是中国的人），自己争斗。只有元朝由蒙古（就是古时的匈奴国），清朝由满洲（就是宋朝时的金国）打进中国，这中国就算亡过二次。
……须知种族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单就黄种而论，又分汉种（始祖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的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在黄河两岸建立国家。现在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二苗种（从前遍中国皆是这种人，如今只有云、贵、两广稍为有些），三东胡种（就是从前的金，现在的满洲，人口又五百万），四蒙古种（就是从前的元朝，现在内外蒙古，人口有二百万），其余的种族，不必细讲。……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
这些话在现在看起来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讲陈天华决不会讲这些内容，这也算是《春秋》精神之一的“为贤者讳”吧？
陈天华的这些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前人对“夷夏之防”的一种典型认识，那么，有一位历史人物恰恰适合作为参照来看，这就是金朝的皇帝金世宗。
我们很多人都受《精忠岳传》的影响太大，以为金朝人都是些没文化的游牧者，典型代表就是金兀术、粘罕，有点儿头脑的就是没鼻子军师哈迷赤，他们对头领的称谓就更透着野蛮——叫“狼主”。可我们当真要看看“二十四史”里的《金史》，定然会大吃一惊的。
历朝历代，皇帝们经常喜欢自比尧舜，臣下们也喜欢用尧舜来规劝或阿谀皇帝，但真正被许多人以尧舜看待、并誉之为“小尧舜”的，两千多年来只有一位金世宗。如果《金史·世宗本纪》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半属实的话，这个“小尧舜”之称就确实是实至名归的。
“小尧舜”自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以，金世宗在位期间极力促成宋金和谈，还给宋朝开出了优惠条件：宋朝以前对金朝是称“臣”的，现在称“侄”就可以了，这真是给了宋朝好大的面子呀。他还组织专人把“五经”翻译成女真文，适度地推行汉文化，同时还维护着女真早期的淳朴风格。如果和一些明君比较一下，汉文帝是出了名的节俭的，但恐怕还比不上金世宗，金世宗一顿饭只有四五样菜，有一次公主没预约就赶着饭点儿过来，结果闹得饭菜不够吃。唐太宗是出了名的以宽厚对待臣下，可金世宗有一次叮嘱太子，说：“你在储君的位子上，我为你打理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再要你去经营的事了，你只要别忘记祖宗淳朴的作风，以勤修道德为孝，以赏罚分明为政就够了。当年唐太宗对他的太子说：‘我攻打高丽没有成功，你要接着干。’像这种事我是不会留给你的。……唐太宗是个有道之君，可他还对太子说：‘你对李勣无恩，如今我无故把他贬走，等我死后，你要立刻给他个大官当，他一定会为你效死力的。’x——照我看，当皇帝的哪能用这种小心机呢。我统治群臣，靠的只是诚实二字。”
金世宗的统治时代堪称是金朝的黄金时代，《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评价这段历史说：“短短几年之内，世宗就这样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至于外交方面，则是“宋金和议拖延数年才得以缔结，确实应该归咎于宋”。
至于为华夏儒家文化所津津乐道的“孝”，在金朝也大有表现：有个叫移剌余里的契丹人，有一妻一妾，妻子生了六个儿子，妾生了四个儿子。妻子死后，她那六个儿子在妈妈的墓边搭了草庐，昼夜轮班守墓。妾的孩子们听说之后，议论道：“死的那位虽不是咱们的亲妈，却是嫡母，咱们也应该守墓才对。”于是，这四个孩子也加入了轮班的队伍。就这样，十个孩子昼夜轮班，三年如一日。金世宗打猎路过当地，听说了这件事，便赏赐了孝子们五百贯钱。这钱还特意让县官堆在集市上（五百贯能堆个小山了），让大家都看见，然后再让孝子们拿走。xi
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了。可怜金世宗，两千年惟一的一位“小尧舜”，在后世却居然默默无闻，难道说老百姓们坚守“夷夏之防”，不把他当自己人吗？好像也不是，“康乾盛世”不是一直被人赞不绝口么，想那康熙和乾隆，文字狱冤杀了多少人，《四库全书》捣毁了多少文化，不也被大家交口称赞么？人心啊，统计一下十年来清宫题材电视剧的数量就能看出个大概了。可金世宗呢，有多少人知道这位金世宗呢？
如果我们从疆域来看，以传统的标准（不妨就参照上文中陈天华的标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当时已经全在金朝的版图之内，而金朝与南宋又并不是对等的南北两个政权——金朝是宗主国，南宋是藩属国，再看文化，金朝分明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中原重镇，所以，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来看，在通史的记载上，北宋以后不应该是南宋，而应该是金，南宋的地位约略等同于南明，尽管南宋地盘较大、历时较久。
金朝当时也确实是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金朝比之南宋，在政治、军事、文化、地理上都占优势，又加上一位“小尧舜”的出现，南宋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北方蛮族了，而南宋这边尚且“西湖歌舞几时休”，于是，人家“小尧舜”再打过来可就不是野蛮入侵了，而是冠冕堂皇的“吊民伐罪”；不再是以落后文化毁灭先进文化，而是以先进文化讨伐腐朽文化；不再是边远部落入侵中原腹地，而是中原政权统一南方割据势力——也就是说，金朝如果入侵南宋，看上去居然会是一场“正义战争”。即便退一步讲，金朝和南宋之间的“夷夏之防”也已经算是不存在了，即便金朝灭了南宋，也不过算是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而已。
这不是危言耸听，南宋的知识分子们确实面临着这个难题，金朝，这个本该是“夷狄”的部落，如今居然也捧出“春秋大义”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了——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里大讲《春秋》的褒贬之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就是说，即便你是华夏诸侯，只要你搞夷狄文化，圣人就把你当夷狄看待；即便你是夷狄，只要你搞华夏文化，圣人就认可你是中国人。——想想前文《春秋》的例子里对“吴子”和“吴”的那些咬文嚼字，好像圣人还真是这个意思。
元朝大儒郝经还说过一句更为有名的话：“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xii这位郝经先生在“引子之一”当中已经出现过了，就是张弘范的老师之一。
这问题越捉摸就越麻烦。中国历来都有很深的正统王朝的意识，也就是说，硕大的版图之上只能有一个王朝是“正统的”，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独立政权的存在，则要么是伪政权，要么是藩属，要么是夷狄，不容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正统政权和平并存。“春秋大义”的两种精神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一个就是“夷夏之防”，一个就是“大一统”。——“大一统”又是个复杂的话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讲。
从赵秉文和郝经的话来看，如果蒙元政权能“行中国之道”，自然应该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之主”，这道理不大容易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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