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开始了。一些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担保，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
[续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一小节]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厚英这张要求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了，——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的悲哀。这两件事，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末从此消沉，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何况，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这样不停顿地向左转的形势下，厚英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员。他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他们始终眷念着学术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强的评论文章。他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即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为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
[续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一小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动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放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也曾向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道作罢。但历史组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锋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与厚英无关的了。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那么多。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忝列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读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因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和闻捷的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她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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