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递。
本埠——上海——销售只是占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邮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邮递当然是刊物销路上一种严重的打击。怎么办呢？当时《生活》自问对于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首先从解释误会下手，由国民党的党国元老，向来关心文化事业的蔡孑民先生两次致电当局解释，当局两次回电拒绝，咬定要禁止邮递，蔡先生虽非常和我们表同情，也无可如何。我们还在无办法之中想办法。任之先生认识黄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见某先生之便，托他代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那上面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他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这样看来，邮递这条路是要断绝了，刊物也就不免寿终正寝了！
但是一方面由于读者群众同情心和协助力量的伟大，一方面由于当时所谓特务工作还不及现今的猖獗——尤其是对于文化事业，邮局寄递虽受了无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机关，如铁路，轮船，民航等等地方，随处都有同情热心协助的读者帮忙，一大捆一大包地运输出去，销路不但不因此减低，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并且延展了两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国之后若干时后才被封闭。（封闭之后，挚友杜重远先生接着办《新生》周刊。）
且说《生活》周刊虽在禁邮的情况下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迈进的态度，但是在当时即站在团结抗战民主运动的最前线，愈益受到当道的嫉视，无宁说是意中事。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它的艰危的程度也往往随着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说，我一面又参加了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提起那时的民权保障同盟，也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支流初步运动。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民权，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各国宪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即就中国说，仅有的基本法如《临时约法》，以及《刑法》，都规定捕人罚人必须经过法律的手续，即由公安或警察机关拘捕，也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送交法院依法处理。此外如公开审判，律师依法辩护等等，都是防备违法残害人民生命的必要手续，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规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等发起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所谓特务已经横行，他们避开法院和法律，用绑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惨无人道，随意处死，有冤莫伸。在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情况之下，有用的人材和无辜的青年被牺牲的不知多少！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学同学，他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年才十八岁的优秀青年，而且是个独子，他的寡母就只有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爱子，不幸被特务绑去，硬说他是共产党，但毫无证据。他的母亲哭得满地打滚，求援于我的这位同学。当时特务大权握在CC派手里。我的同学和该特务工作主持人亦有同学之谊，便挺身而去，力为担保。答复说可以释放，不过必须写一张悔过书。那个孩子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硬汉，他说无过可悔，不肯写什么劳什子的悔过书。结果他终于不明不白地被无辜枪决了，他的母亲虽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何济于事！我的这位同学原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气得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但亦何济于事！这只是我所亲自看到听到的一个小小例子。类此例子，比这例子更惨酷万倍的，更不知有整千整万，不可胜数！
民权保障同盟便在这种惨况之下产生。特务的违法横行，草菅人命，用绑票的方法，用秘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进行的，（后来在内地发生“失踪”的新鲜名词，当时这种名词还未曾发明！）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要揭发这类黑暗的违法行为，依法加以援救。
蔡孑民先生负党国重望，对于构成国家民族奠基石的优秀青年及人材尤爱护不遗余力。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由他们两位出任正副会长，该同盟的力量更为增加，在国际宣传上也更为有力。当时中国特务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结租界当局，英美的政治虽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对于法治二字，总比CC派的特务重视一些，所以他们的黑暗伎俩或事实经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之后，对于他们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烦。此外该同盟也时常根据事实，直接向有关当局交涉。寻常老百姓如向他们哀求探问，他们可以厚着脸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你又将他们奈何！只是由党国元老主持的该同盟，根据事实提出交涉，却不能像对寻常老百姓那样易于对付了。
这种情形在当时南京当局方面，有一部分人当然满不高兴。他们虽然胆大妄为，但对于党国元老如蔡孙，究竟不敢遽下毒手，于是决定先从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下手。
当时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在上海，开会时总是和上海分会开联席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默得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开会总是由蔡先生主席。因为有西人参加（还有一位是西报记者，忘其名），中文文件每由林先生当场译成英文，译得很恰当。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
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在他，他又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满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他在事前得到警告，随着事变发生。他有一天刚和他的十一岁的儿子小佛上汽车，暗杀他的枪弹四面飞来，他用全身包围着他的儿子以卫护他，结果他的儿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却被乱弹所牺牲了。
随着谣言四起，有几种“黑单”的传说，鄙人也蒙他们青睐，列名其中。
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我和胡愈之先生以杨先生为公而死，殊可钦敬，相约同时偕往灵前致敬，表示哀诚。到时他正在入棺，当时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离婚），只听见他有个胞妹在惨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凄然。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文化界有几位特别爱护我的好友劝我出国暂避，于是开始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国不是一句空话所办得到的，必须有相当的经费。幸而有几位好友在国内拍胸膛，先筹集三千元，叫我带着先走，随后他们再设法借款接济。我在国外便就视察所及，努力写书，以作报偿。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几次流亡中最安适的一次，因为中国人往欧美旅行或视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必须勉强撑着相当的场面，例如乘轮船至少必须乘二等舱，否则上岸时便要发生许多麻烦，往美国甚至要被关在什么岛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锒铛入狱一样！在各国视察研究，各处奔走，虽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于环境的相当舒适，交通比较便利，求知的机会尤其易得，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胜其依恋的。但是我在当时非被逼迫至万不得已，也不会有出国之行。
附带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于一九三三年出国，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旅行到美国西北部达科他州（Dakota），在那里经过一个小城市，看到本地当天一份日报上的社论题目，赫然为中国民权保障的良好模范！开首除说明民权在一个共和国里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赞扬中国有个民权保障同盟，说中国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存在并允许其活动，真不愧称为中华民国！接着便替在时间上为共和先进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大感其惭愧，极力建议应该以中华民国的民权保障同盟为良好模范，也来组织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我看完了这篇社论，一面为中国荣幸，因为得到那样的赞扬，同时却又笑不可仰，深深觉得惭愧，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民权是在遭受着怎样的摧残！该报的主笔先生大概只听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历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后半段的历史，也许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样捧场了。
关于第一次流亡中视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经著有《萍踪寄语》第一集（偏重在写英国）；第二集（偏重写德国）；及第三集（全部写苏联）。此外还有《萍踪忆语》（全部写美国），是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写苏联的《萍踪寄语》第三集和全部写美国的《萍踪忆语》，都近二十万言，所搜集的材料较为丰富，而且都是亲自视察到的。周恩来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险往美国南部一行。（寻常的旅行原没有什么危险，但美国南部反动势力相当大，要去实际探访，搜集真实材料，却有相当的危险。）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视察，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说过的四本书，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略尽报告的职责，在这里不想有所赘述了。
现请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后果。
我在上面提及过，我出国后《生活》周刊即被封闭，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但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在美国旅行到芝加哥时，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论坛报》上看到长电，详载“《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情形，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爱国文字狱加速了我的归程。我于当年八月间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狱里，他所创办的《新生》也夭折了，我于是筹划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周年，华北五省等于继着东四省而送却，而来日大难，方兴未已，救国运动和妥协阴谋两方面的斗争日趋尖锐；另一说法，也就是停止内战以团结抗战的主张和宁愿妥协不愿停止内战的成见，这两方面的斗争也日趋尖锐。爱国的热火在每一角落里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坎里燃烧着，当局虽尽力压抑，亦有难于禁止之势。《大众生活》便在这样形势之下，接着《新生》而撑起光芒万丈的火炬，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它的产生正在震动寰宇的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和全国澎拜，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前夕。
《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心青年，他们的重要著作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个代表时代性的刊物，它的内容是和当前时代的进步主调息息相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当时上海许多朋友及各界爱国人士接着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所迅速形成的风靡全国的救亡运动的核心，是和当时政府的所谓“睦邻政策”处于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民间的爱国运动，原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在中国则情形往往相反。他们不把民间的爱国运动视为是对外来侵略者的敌忾同仇，却视为是反对政府！当时政府中有些人老实主张妥协投降，有些人则表面上虽不敢直接主张妥协投降，但却藉口“准备”，高嚷“先安内后攘外”！救亡运动者对于直接主张妥协投降者固然给以迎头痛击，对于“准备”论者，认为要真正迅速准备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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