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土，必须立即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这样才是真正安内。倘若继续内战以“安内”，那结果还是要走上妥协投降同一道路。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更是显明得很，七八年来的团结抗战给与了这种理论以铁的证明，虽则还有一些民族败类仍在时时发生破坏团结的阴谋，但在当时这种主张却被当道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一个大本营，所处地点虽属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众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要遍及全国的。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于是当局注意到李公朴先生和我。说来此中还有着一段有趣的经过。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
我本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邵先生作调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负。我在一个晚间晚饭后应约到邵家，邵先生和LC二氏都已先在，我们在客客气气的气氛中开始谈话。听说C先生以前是在法国学艺术（油画）的，他很会说话，而且说得很多，他一个人就说了三小时之久，我静心倾听，始终不得要领，倒是L先生说话容易懂而饶有奇趣。他当时是××社的总书记，据说中国法西斯的组织章程，就是他根据意大利蓝衣党的模型而起草的。他那时剃着光头，两个眼睛圆圆大大的，说话的声音很宏亮。他说的话也不少，关于抗战问题，他发挥了一大篇“领袖脑壳论”。中国的国土在继续内战和不抵抗主义的情形下一天天缩小，是否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呢？简单问一句，中国应否抗战？如那时还不应抗战，到了什么时代才应抗战？这些问题，在L和尚看来很简单，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他说一切都在领袖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指全国人，L和尚当然也包括在内）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
他声如洪钟似地侃侃而谈，发挥这种妙论，津津有味，我当时微笑倾听，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听到了千古奇谈！看到他那样天真，感到一种奇趣。不，他还有奇谈汩汩而出。他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呶呶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是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你看他多么天真有趣，把全国的救亡运动和救国舆论，轻轻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完全扑灭”，我听到这种有趣的奇谈，除由微笑失声狂笑之外，寻不出其他的落场。他见我只是笑，也许以为我已心悦诚服了，更肃然逼紧一步对我宣称：“老实说，今日杀一个×××，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不过白死而已！”
他把死来恫吓我，但却说得那样有趣！这不能不使我继续地笑。我说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绝对不是一二人或少数人的“脑壳”所能创造或捏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这里指的当然是无辜民众的“脑壳”，不是L和尚所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的“脑壳”，大有合并声明之必要——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这希望他们了解者一。同时附带对他声明，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这是对于他的以死恫吓作简单干脆的答复。民间的爱国运动，尽可被作为政府的外交后盾，不必即视为反政府的行为，这是希望他们了解者二。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嚷准备，实属南辕而北辙，这是希望他们了解者三。我们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成为民族领袖，对领袖当然尊重，但对于L先生所主张的“领袖脑壳论”却不敢苟同，因为领袖的伟大处正在能集众“脑壳”的大成，而不在消灭众“脑壳”或无视众“脑壳”而成为“孤家寡人”，这希望他们了解者四。
于是谈了许久，差不多到了晚间一二点钟，邵先生虽也在座，他是处于调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时时微笑地静默着抽他的香烟，说话最多的当然是LC两位，我也是只是扼要地贡献一些上述的意见。我们都始终客客气气，没有面红耳赤过，虽则L先生一说起“领袖脑壳”，就两个眼睛圆睁得特别大，声音特别宏亮，好像特别兴奋似的。时间谈得太晚了，我起立告辞，叫了一辆野鸡汽车，奔驰回寓。上车之后，我独自一人在车里失声而笑，因为好像在做梦，又好像看了一出什么喜剧！南京既叫他们两位跑到上海来和我谈话或谈判，何以既没有什么重要的有关题目的话提出来谈，一则语无伦次，一则妙论横生，最后即一哄而散，毫无结果可言，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虽则大家都有一个“脑壳”！）
但是读者诸友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因为仔细想想，L先生的“领袖脑壳论”虽然说得奇突，直至现在，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还是把这样的态度来“尊重”他们的领袖。他们提倡对于领袖的绝对服从。有人说在蒋先生左右很不易找出卓越的英才，这话对不对是另一问题，倘若有几分意义的话，毛病就在上述的“领袖脑壳论”，虽则国民党中其他人物也许不会像L先生说得那样天真直率。
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的领袖观的根本差异。民主的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前者需要真正的民意机关，民意机关便是最优秀的民众“脑壳”的聚集所；后者便厌恶民意机关，因为聚集他们所怨视的民众“脑壳”于一堂，不但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他认为还要妨碍他的独裁。
这也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领袖观。不久以前在报上看到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对德国人民演讲，有几句妙语，他说：“我们只要看看领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悯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边，大意如此）我看到这几句话，也不免失声而笑。怎样的面孔才是“悲天悯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是不是哭丧着脸的面孔？讲到老希的面孔，有人说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悯人”云云，相去更远了。美国的电影明星卓别麟恶作剧，在他杰作的《独裁者》一片里，把老希的面孔造成一个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悯人”至多是假的吧！但是无论如何，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他们领袖的面孔总是与众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悯人”而又“志在拯救世界”！这可称为“领袖面孔论”。不过戈贝尔博士还未曾进一步指出只许领袖有面孔，其他的人就应该一概不要脸罢了！
其实盲从领袖的面孔也罢，盲从领袖的脑壳也罢，盲目的服从究竟不及理智的服从。即就L先生而论，听说他因为私人粉红色事件，被他的太太在蒋先生面前哭诉一番，蒋先生听了之后，把L先生叫到面前大骂一顿，L先生大为心灰意冷，法西斯的气概顿然消失，披发入山去做和尚去了。这段故事如果确实，可见L先生对于领袖“脑壳”的信仰还不能够坚决，亦可见盲目的信仰究竟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话说得远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LC二位回到南京之后，对于我的报告也许还不算很坏，因为接着得到消息，知道蒋先生有意约我往南京和他当面一谈。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愿意亲自陪送我往南京见蒋先生，并于晤谈后亲自陪送我回上海。这是出于杜先生的一番好意。当时上海有个地方协会，是由上海工商界巨子所组织的，杜先生是该会的重要分子（好像就是该会会长已记不清），秘书长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杜先生。当时杜先生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人，有许多职业界的朋友觉得由他出来保证安全是再靠得住没有，都赞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说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来，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即电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于某日亲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我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虑之外，还要征求救国会的几位同志的意见，因此在未决定以前，对于杜先生之约一时未置可否。在讨论期间，当然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估计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类），尽可赴宁一谈。有些同志却认为不妥，关于救亡运动的态度既不能随便迁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经过大家两次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决议告诉杜先生的时候，知道他所约的日期即在翌日清晨，当晚即须乘火车赴宁，对于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认为是失约。当天下午在中汇大楼（杜先生的办公处）和杜先生谈话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银行家，他和蒋先生很接近，平日对我也很有好感，听到我的决议，很诚恳地不慌不忙地对我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只有谢谢这位银行家的好意，并再三对杜先生道歉而已！
后来据杜先生说，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车往车站来接我们，接不到人，只得丧气乘原车而回，那天早晨适有倾盆大雨，泥泞溜滑，半途车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实在对不住他。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别的不成问题，尚成问题的却是上述某银行家所说的话。我已拒约，有些熟悉实际情形的朋友便认为我不宜再住在家里，于是我只得隐藏。讲到再流亡海外的计划，我刚由海外回来不到四五个月，负债未清，在经济力上也无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爱护我的朋友都认为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较近的香港，这样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当时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领导抗战，也是救亡运动蓬蓬勃勃的一个区域，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后，便创办《生活日报》，同时编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采用这样累赘的名称，因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词，在内地发行才不受阻碍。）当时的香港，文化园地非常荒凉，和在抗战以后的情形相差很远，当地日报每日销数最多的不过五六千份，《生活日报》一出版即每日销到二万份，已震惊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当时的香港究竟不宜于全国性的报纸，日报寄到内地，在时间性上已不免落后，而邮费又奇昂，因此《生活日报》每月亏本，亏到四五个月，无法再亏下去，只得自动停刊。同时也因为救亡运动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实上也无法兼顾。
当时编辑部人马却相当充实，有金仲华、恽逸群、王纪元及柳湜诸位先生参加。后来胡愈之先生由法国回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人力相当充实，而财力却不够雄厚。《生活日报》原在上海发起，原定资本三十万，系两合股份公司性质，承各处读者踊跃投资，不到一个月已凑集资本十五万元以上。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闻而震惊，听说曾经开会讨论，想单独投资十万元，后来因知道是两合公司，虽多投资而亦无法操纵，只得作罢。《生活日报》原可顺利产生，后因我受到政治的压迫，实际上办不起来，为顾全投资读者的利益即本报的信用起见，将存在银行的股款本利全部归还。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时，因系试办性质，系由生活书店理事会决定资助，结果在经济上是遭到相当的损失。
但是由于本报同人的努力，在推进救亡运动的效用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当时民族统一战线已在积极酝酿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迅速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换句话说，国内必须和平统一，作为团结抗战的基础，原有的内战固然不应继续，更不许有其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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