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的发生。当时中央与西南处于很尖锐的敌对地位，而我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他们有的站在袒护中央的立场，便主张中央用武力讨伐西南；有的站在袒护西南的立场，便主张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总之一不幸而开火，无论谁打谁，新的内战又起，这对于全国团结抗战都是不利的。我们站在全国团结抗战的立场，反对原有的内战继续下去，也反对有任何新的内战又发生出来；不管它是国共战争也好，中央与地方战争也好，都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国团结抗战的莫大的障碍，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主张中央应采纳西南抗战的请求，同时西南应力避与中央武力的冲突。我们的这种主张，曾在当时言论上作有力的表现，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我们当时不但对于西南问题有这样的态度，并推广这个原则应用到整个的救亡运动，就是在团结御侮的大原则下各方面都应该消释前嫌，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问题共同奋斗——也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几位在港的朋友曾为着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天几夜，结果草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我亲自带到上海，再和沈钧儒、章乃器诸先生及其他救国会诸同志作详尽的检讨，经过港沪几位朋友多次的商讨和修正之后（当时陶行知先生适因赴美经港，对小册子内容亦曾参与商讨），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和我四个人共同负责署名发表。这本小册子最初产生于香港的生活日报馆，最后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国，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的反应。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时候。
除上述的那个小册子外，关于办理《生活日报》的详细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经过》一文载在拙著《经历》一书中。在港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字，后来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收在该书附录里，以便浏览。
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的报告。
在港办报的时候，正是陈济棠氏在广东做“广东王”的时候。我和他原无一面之雅，他听见我到香港办报，特派曾任经济部次长的P先生由广州到香港来约我去谈谈。P先生，我在英国时曾见过几面，那时他在牛津读书，我在伦敦及旅行到牛津时，都在友人处遇着过他。我当时知道他是广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时候，头脑都比较地清楚，所以我们还谈得来，虽并没有过什么深谈。陈氏派他来约我，也许因为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认识我。我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距离香港近在咫天的广州当局约去谈话，当然是愿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广州。我因职务很忙，所以言明当天到广州，当夜谈话，第二天即须回港。
到广州后，承陈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个很讲究的旅舍休息一会，当晚即往陈氏所自建的花园别墅。（似是这样名称，或是小花园，已记不清，总之是在广州一个很有名的很讲究的建筑。）他有好几辆很宽大讲究的汽车，特派副官乘一辆来接我去。近别墅及别墅内武装保卫森严，持枪鹄立，见有陈氏副官陪着一人乘着陈氏自己的汽车疾驶而来，也许以为是什么大官儿，都大行其敬礼，不知道只是一个新闻记者。陈氏闻报，亲至车旁迎接，身穿灰蓝色绸衫，彬彬有礼，看上去却好像乡间来的一位财主士绅。我们大概单独两人对谈了二小时，谈的是抗战问题。当时西南有不少人认为非倒蒋不能抗战，陈在当时也有这类意见，这和我上述的团结御侮的意见不无出入，我便尽其所知，详为说明。临行时，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车护送，他亲自送至车旁，亲自代开车门，行一深鞠躬礼而别，颇能谦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车回香港，临行时他说：“陈老总觉得文人生活艰苦，如你同意的话，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谢谢他的体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所以请他代为婉谢。
后来李宗仁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大半天。他们的抗战情绪都非常高，但因为西南和中央仍处于敌对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我对于国内外形势及全国必须团结始能御侮的意见，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见过，但是他们直截爽快，我们一见如故，尤其因为他们主张抗战，谈话易于接近，虽则李更直率，白较深沉。
后来幸而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不但西南问题终于和平解决，即国共战争也得到和平解决，于是内战终于避免，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抗战才得实现，这虽是某些妥协阴谋派所疾首痛心，却是全国爱国同胞所额手庆幸的。
这决不是一二“脑壳”或少数人的“脑壳”起了什么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所反映。能符合这种反映的主张或言论才有力量，否则无论你如何自信神通广大，无论你怎样卖力开倒车，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办报办刊物的经过，我不由自禁要很沈痛地纪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时我就称呼他“永德”，因为他真是我们里面一位小弟弟，死时年龄才二十岁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