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如果他亲耳听我称他做“先生”，也许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周刊社公开考取的第二个练习生（后来生活书店规模渐大，一考取练习生，一次就是一二十个，最初规模小时，每次考取一个两个而已），来时年才十四岁，沈默寡言，勤于学习，业余自修非常勤奋，所以进步非常快。对职务忠诚切实，富责任心。我办《大众生活》的时候，他就担任助理编辑，同时相助办理文牍。你看他那样年才十几岁的小小个子，他的学识由于数年间的自修，已超过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准，他的办事经验由于数年间的训练，也已丰富纯熟。每日各处读者来信很多，有几位同事帮我料理，他也是一个，每日各信由我亲自阅看以后，口授答复要旨，他写作已很纯熟，常识尤为丰富，每日持笔作复数十信，在不声不响中办得妥妥贴贴，视为常事。有种青年容易犯一种毛病，即知识稍有进步，即虚骄之气逼人，实际上由此阻碍了自己的再进一步。永德刚刚相反，他愈求进步，愈不自足，愈虚心。他对事能从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谅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态度。因此许多同事对他都很敬爱。
这样进步可爱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样竟被特务所注意，特务魔手的暗影已渐渐向他笼罩过来。我知道他在上海有这样的困难，所以赴香港办报的时候，就叫他随后也来香港。《生活日报》开办之后，他就担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编辑（该刊由我主编）。他的知识和办事能力比前更进步，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忠诚于职务，不怕麻烦，不怕劳苦的精神。我们在港办报时，因资本有限，自己还买不起卷筒机，是租用《大众日报》的机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们的，当时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机又须和别人分用，所以相当吃力。为着《生活星期刊》的编排印刷，我们两人常须共同工作到深夜，还要到印刷所中亲自照料一切，几次的校样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临时阅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劳苦，却常常顾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过于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说他可以久留一些时候，不至偾事。我虽疲乏，对于工作的兴趣却很浓厚，往往他催了几次，我还不走，但是他总是时时关心，屡催不已。他那样忘己地工作，那样诚挚地爱护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报》只得暂时停办，但《生活星期刊》却仍移沪续办。永德不久也随着到上海，特务的魔手暗影对他愈逼愈紧，屡次到办公处来要寻觅“王永德出来谈话”！我们以为他应该暂避，刚巧杜重远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编辑狱中笔记，我们就请永德暂时在家里做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烦。这件事在他是可以胜任愉快的，我一建议，杜先生就赞成，他也同意。
永德把这本书很周到地编辑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阅，不料不到几天，我忽听说永德患伤寒症躺在医院里。我赶紧跑到医院里去看他的时候，他人已糊涂，耳朵几乎失聪，眼睛几乎失明，瞪着眼望着我一声不响。我想不到一个活泼泼的青年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同时想到他近来的凄凉身世，不禁悲从中来，含泪附近他的耳朵问他道：“你身体觉得怎样？我是××，你认识我吗？”我这样问了好几遍，他才转着模糊的眼珠，含糊呼“×先生”，接着就问：“杜先生的书印出了没有？”永德的富责任心，于此可见；虽在这病苦的状态中，他对于未完全完成的任务，还是念念不忘的。
这个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宝贵的生命终于无法抢救回来，殡殓的那一天，我和许多同事都亲自送他入棺，失声痛哭，步行随着他的灵柩到苏州河旁，看他的灵柩抬上一只船，准备载回常熟故乡安葬，我们排列着对他鞠躬致敬，惨然而别，从此便和永德的躯壳永离了。
永德的躯壳虽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进步文化事业。进步文化事业是集合许多人的心血劳力而一点一滴地造成起来的，凡是在这里面参加过或用过力量的人，对于进步文化的总成果便是尽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成绩便融合在这总成果里面，不会白费，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战士的武器——还有无数同志会继续不断地干下去，不但力量不会白费，即继续性也不会中断的。当然，这里指的当然是进步文化事业，有益于大众，有益于革命的文化事业，只有这样的进步文化事业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就另一意义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
从这个意义说，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虽则他在世的时间太短，给他贡献的机会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为一个更完备的更熟练的文化战士，如今都属无望，这未尝不是进步文化界的一个损失。我为着这个文化战士的夭折，想起他的苦战的精神，他死后我在编辑室里独自办公的时候，为着他哭了好几回。但继而细想，永德的夭折，虽是由于病，而黑暗势力的逼迫摧残，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为他哭有什么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应该更坚决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难中和黑暗势力作继续不断的战斗。我遇到困难而不退怯，虽在流离颠沛艰苦危难之中而不为不义屈，在这样的时候，我每想起为着进步文化而艰苦奋斗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战精神，——直至今日，还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营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狱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踪中——这些文化战士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愤凄切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气和决心。当这样的时候，我一面固然深深觉得不应放弃自己应尽的任务，而同时也深深觉得我不能辜负他们，我应该如上面所说的更坚决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难中对黑暗势力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我应该“战至最后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纯洁、忠诚、英勇、同志爱，将永远遗留在后死的许多同事中，将永远感动激励后死的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许多同志。就这个意义说，永德的躯壳虽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关于第二次流亡的前后情形，大略已谈过了，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有趣的注脚。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来，愿陪伴我赴南京一行，当时不去的决议是否正确，在三年后无意中得到间接的证明——证明当时不去是对的。原来大家认为有杜老板“保镖”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种保证却也难说。吴老老（稚晖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经拍胸脯担保过护送李济琛先生赴南京吗？后来李先生还不是仍被扣留下来？我在国民党看来，够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来也不见得比得上吴老老。但是当时也有人估计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发生。三年后我在重庆，张岳军先生（群）有一次在和我谈话中无意中提及，说：“你们大家应该好好地和蒋先生合作，蒋先生，实在是非常重视人才的，那次约你赴南京面谈，就因为陈布雷先生太忙，要请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我听到这番话，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来有做“陈布雷第二”的希望！我自问够不上算什么人才，但在蒋先生方面也许如张先生所说，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接受这番好意似乎是所谓不识抬举。但是就我当时在救亡运动中的工作看来，就我当时在进步文化的岗位看来，谁都看得出这是等于扣留或软禁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扣留，还只是消极地做阶下囚而已，一经“抬举”，尚须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当时的所谓“睦邻”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国运动的文件，我将怎样办呢？所以结果，比真正扣留更糟糕！
“陈布雷第二”！陈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对这个名词作何感想呢？我说陈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辈，这不是空话，有文为证。我在《生活》周刊上曾经有一篇专访陈先生而记述下来的文章，把他的为人介绍给有志的青年朋友。当时他担任上海《时事新报》的总主笔，程沧波助他写社论，潘公弼先生担任总经理，我担任秘书主任，我们几个人都很谈得来，私人友谊都很好。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他对文字修养非常注意，可谓一句不苟，而对于每日的社论题目，尤能抓住当前最核心的最为人所注意的问题。例如在报馆里深夜，社论已草就，报已将上机印刷，虽迟至二三点钟，如临时有专电到，有重要问题发生，他不顾疲乏，不肯偷懒，宁把已草就的社论搁置而重草新题。第二日各报或仅有专电载其事而言论无有，《商报》则切当的言论和重要的专电同时出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这种对于职务的认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范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开罪前辈的话，我应该老实说，在蒋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报界时代的畏垒先生已截然若两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布雷先生不该在蒋先生左右，而是说他入了政界以后，只是消极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胆识、符合人民属望的主张匡助蒋先生，也不能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荒谬措施。陈先生个人仍然是个好人，待朋友仍然是那么诚恳，我和陈先生的私人友谊仍然是好的，（虽则我们今日谈到政治问题不免背道而驰，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陈先生所处的地位，仅仅个人独善其身是不够的。所以讲到后半段历史的陈先生，我要直率地说我不愿做“陈布雷第二”！因此我说那次不赴南京的决议是对的。
接着我应该谈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间，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国会几位同志在苏州八个月的铁窗生活。关于这一段插曲，我在狱中所著的《经历》一书已有相当的报告，沙千里先生还著有《七人之狱》，其中有不少可珍贵的历史材料，可供参考，所以在这里没有复述的必要，不过《经历》所述止于检察官起诉的时候，开审以后的情形便未及有所记述。关于开审的情形，当时全国各报也都有记载，这里只想报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实。
当时我们几位为着救亡运动而身入囹圄，在个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轻，仍然注意于如何开展救亡运动以达救国的目的。因此对于公开审问，认为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一点不肯放松，大家对于那位萧检察官的黑着良心有意诬蔑周纳的鬼话，都在狱中准备好严厉驳斥的材料。（听说那位萧检察官因为这次完全听着党部中的老爷们牵着鼻子走，尽卖力诬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们应该替他道贺！）尤妙的是李公朴先生，他好像在学校时代准备演说竞赛似的，不但把所备的材料念得烂熟，而且还要在号子里大练其嗓子。他的身体本来很坚强，嗓子本来很结实，再经一练，更要震动屋瓦。在开审的那一天，我们在待审室里，就听得到他在法庭上哗啦哗啦，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审问后跑出来，第一句就急急地问：“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说你放心，一两千听众一定会对于你的救亡伟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张飞般的那一大把胡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释重负似的！
王造时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审问的时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询问。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运动演讲大会，回答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的姿态，边说边把身体慢慢向后转，先转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对着他后面济济满堂的听众。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对着他后面的许多听众！法官很客气地请他把脸回转来对着他，他只好照办，但顷刻间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后转，引得全堂大笑。
沈钧儒先生年高德劭，爱国热诚，感动全国，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蔼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肃然起敬。审问我们的那位法官总是多少还具有一副好心肠（至少和那位检察官不同），他看见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里觉得不忍或惭愧，屡次很谦恭地请沈老先生就坐（临时备有一张椅子给他老先生坐），老先生宁愿和其他救国同志共甘苦，不愿独坐，始终未曾应允。
当时我们七人，每人有三个律师辩护，都是上海名律师，自愿担任义务辩护，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师，成为一个律师团。开审的那天，他们都穿着律师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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