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和谐，巩固团结，不料却因国民党有些人的坚持顽固成见，反而引起不少的纠纷！这实在是和我们的原旨相违背的，关于这一点，国民党的顽固派实不能不负其责。
关于战时首都各界宪政座谈会所闹的笑话，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曾有述及，在这里不想再说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这里附带谈谈，那便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所举行的宪政演说大会。
当时偶有朋友从西安到重庆，看到重庆报上载有什么宪政运动的消息，认为是奇迹，因为他说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报上（延安除外，《新华日报》上载有该处宪政运动的热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宪政这两个字样，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个运动封锁的厉害。但是宪政运动究竟是根据中山先生遗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战时首都及其附近的较大的地点不能完全加以封锁，至多只能消极或实行相当“抵制”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的团体或学术机关还有陆陆续续的什么宪政座谈会或演讲会出现。重庆中央大学便是一个例子。
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也要举行一个宪政演讲会，有些学生要请我去演讲，我当时是国民参政员，对于宪政运动是非常积极的一分子，在我所主持的言论机关也发表过不少提倡宪政的言论，有些学生想到我，学校当局似乎不便遽加拒绝，但是所谓“三青团”的分子便着了慌，所以同时决定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王世杰先生也来演讲，后来因为王先生刚巧在那天有别的事，便由副部长潘公展先生出马。潘先生本来是我的老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学生联合会办有小型日报，由潘先生主持其事，我也在编辑部帮忙，他时常要我们这班“客串编辑”写些文章，所以很相熟。后来他在上海《商报》服务，我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服务，算是报界同人，时常晤谈，彼此友谊很好。我们现在见了面，在私人友谊上还是客客气气，殷勤相待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立足点有了差异，私人友谊也就降到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地位。那天的情形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他明明知道我是积极主张民主政治的，同时也明明知道我是积极主张抗日各党派应该为着抗战建国而精诚团结，协力合作，而不应该发生摩擦以消耗国力甚至存心要“消灭异党”而引起许多无谓纠纷的。我现在不想细述他在宪政讲坛上讲了许多话在实际上是在反对宪政运动，而极力推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只想提及他在他的讲辞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圆睁了眼睛，张大了喉咙，面红耳赤，握紧拳头，大声疾呼道：“现在有人说苏联是最民主的国家，试问现在在苏联有的是一个党，还是几个政党？”他用尽气力高声呼出了这几句话之后，台下由“三青团”布置好的人们便拚命大鼓其掌，即仍然有着理智的青年朋友们眼看部长高高在上，“三青团”爪牙虎视眈眈，也只有沈默装傻而已。
我知道潘先生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他只是代表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发表意见而已。况且我们是在研究问题，并不是在争辩，所以我心平气和，态度从容。第二个轮到我讲，我上台先不慌不忙地说明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大事，潘先生刚才所说的确是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简单说来就是要消灭异党。这是中国当前政治所以不能上轨道的症结所在，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说苏联现在只有一党是事实，但是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苏联原来也有几个政党，后来除了布尔塞维克之外，其余各党都陆续背叛革命，甚至党内的孟塞维克也背叛革命，为大多数人民所厌弃，所以剩下的只是一个党。中国今日各抗日党派都在抗战建国的大原则下共同努力，团结则御侮卫国的力量增加，否则御侮卫国的力量减少，这种历史的发展，和苏联当时是不同的。再则苏联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功的国家，由历史的演变而由无产阶级的党进行建国，中国在抗战建国的时期都不只是由任何一个阶级担负责任，是要由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协力合作而共同担负责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历史，而不可就表面上看，拙译《苏联的民主》一书（英国斯隆根据他在苏联视察五年的结果而著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说明，可供参考，我在这里不必多谈了。
我接着说我是国民参政员，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时候，我在会场中向前望望，看见国民党参政员；向左望望，看见中共参政员；向右望望，看见青年党参政员，向后望望，看见国社党参政员。他们都是由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延聘而来的，可见团结抗日各党派共同努力抗战建国大业，是政府的国策，这国策是适应国家民族的实际需要，是全国爱国同胞所竭诚拥护的。但是如潘先生刚才所说，国民党中确有一部分人幻想“消灭异党”，和上述的国策背道而驰，阻碍或减少国策所能发挥的伟大的力量。
我最后说，我们如就实际问题的角度看去，是非所在，更为明显。团结抗战建国，各党派没有话说，如国民党必欲置国策于不顾而要“消灭异党”，那末即就国共两党而论，都有武器，势非引起内战不可，此外有没有办法？全场默然。我说全场默然，可见大家都默认这话是对的，那末请进一步问：大敌当前，不团结御侮而反自相残杀，只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此外没有什么可得。全场又默然。我说全场又默然，可见大家都默认这话是对的。
大家默认，没有话说，潘先生也微笑无言。
宪政运动的目的原是要团结抗日各党派（同时也就是团结全国），以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倘若把宪政运动和“消灭异党”等量齐观，恰恰足以引起许多不幸的纠纷而减弱抗战建国的力量。这真是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严格看清的。
但是不幸的是能够巩固团结的宪政（宪政同时还有革新政治等效用，这里姑仅就巩固团结一端而言。）终于流产，而前方的“军事摩擦”，由华北而皖南，至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底达到所谓皖南事变的最高峰，后方的“人事摩擦”亦变本加厉，愈逼愈紧。
所谓“人事摩擦”，是指国民党一方面强拉人入党，否则加以种种压迫，如打破饭碗等等；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者就加以种种压迫，打破饭碗算是轻描淡写，其较重者由特务老爷赐予一绑，锒铛入狱，或一命呜呼！
中国的政党，除国民党外，最大的要轮到中共，这两“大”“摩擦”也最厉害，其次像救国会也因为救国的主张和公正的态度，尤其是进步文化的力量，受到全国广大民众的重视，也特别受到严重的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派怕听到“救国会”这个名词，硬把救国会叫做什么“人民阵线”，颇饶趣味，容后再谈。）此外如青年党因为在四川颇有“群众”，也受到嫉视而引起“人事摩擦”或“文化摩擦”。
例如青年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璜先生（也是国民参政员）就曾经对我谈起一件事，说有几个教员因为有了青年党籍被发现，便被打破饭碗。李先生对此事当然非常愤慨，他乘着和蒋先生见面的机会，把这件事很具体地告诉了蒋先生，并把因党籍问题被打破饭碗的教员名单都交给了蒋先生。蒋先生听了之后，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他说：“我把青年党的同志看作和国民党的同志一样，让我叫他们查明纠正。”国民党的总裁作了这样肯定明确的答复，在李先生以为可以放心了。但是此事并没有得到下文，蒋先生尽管这样说，党部却尽管那样办，不但此事得不着下文，相类的事件仍继续不断地发生，他说蒋先生日理万机，他又不好意思因这些琐屑的事情常常去求见，去麻烦他。他说完叫苦连天，急得跳脚！
也是青年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左舜生先生，富正义感，说话尤其直截爽快，他也谈起一件事。他说有某君诚实可靠，做了十几年的青年党党员，不愿改党籍，也因为有人要再三强拉他入国民党，他再三婉谢，饭碗岌岌可危，他不得已来见左先生商量这件事，左先生听了之后愤然对他说，“不要紧，你仍然做青年党党员，同时不得已加入国民党党员也无妨”，左先生说得有趣，他说不多时他见到国民党党部的某负责人，他老实对他提起这类的事情，他说：“你们一定要这样蛮干，也好！我们也通令青年党党员可以跨党，这样还可以从他们得到国民党党内的许多秘密消息，倒是一件好事！”
以上所说的当然只是千万件中的一二例子，而且这类“人事摩擦”当然不限于青年党。至于无党无派的当然也在被拉之列，在入党和饭碗之间大加思索，由服务的机关当局发“表”填注，一大批一大批实行其“集团入党”！（有人说这是仿效颇为摩登化的“集团结婚”，待考。）这不但实行于各机关，甚至举行什么会议的时候，也来这一套，例如在重庆举行的小学教员会议（详细名称已记不清），就发共同宣言，实行全体入党，也就是集团入党！你常在报上可以看到用大字登出这类的消息！但是这样冠冕堂皇的新闻后面，就伏有不少的“人事摩擦”。（我自己和我与许多工作同志所主持的文化事业，遭受到残酷的压迫，事业且遭到残酷的摧残，也和这个问题有关，也只是这整个逆流中的遭难的一部分而已。）后面要顺便谈到。
国民党中不是没有脑子比较清楚的人，其中和我个人友谊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在他家里一个房间里两人对谈，提及这件事，我说任何政党（国民党也在内）要多得优秀党员，这种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国民党用饭碗的威胁来强迫入党，在大后方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实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党能起领导的作用就在集中优秀分子，不仅重量，尤须重质，这样“兼收并蓄”，无所不拉，于党何益？假使全国国民都个个入党，那党的招牌可以脱下，换上中华民国的招牌，又何必有党？他承认这种办法是不对的，但却轻轻加一句说：“总裁要这样办，有何办法！”我想蒋先生不会见不及此，即退一步说“总裁要这样办”，如果知道是不对的，大家也应该竭诚进言，不该只在房间里恣嗟叹息而默无一言。他听我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无一言而已。我暗中想这还是“领袖脑壳论”的遗毒在那里作祟罢！
也许有人以为这是“消灭异党”的一种好办法吧，因为大家都进了国民党，任何“异党”都没人做党员，岂不等于“消灭”了吗？这真是想入非非之谈，事实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显摆在人人的眼前吗？
“人事摩擦”是不该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政治“曲线”的逐渐下降，“人事摩擦”也随着愈逼愈紧，不但要强拉入党，而且疑心生暗鬼，动不动就疑心你是什么“异党分子”，那就非严厉对付不可！
复旦大学的某教授告诉我，有几个该校的东北籍同学，平日很勤学，但因不修边幅，常常发蓬蓬而衣褴褛，被校外的特务老爷所注意，时有暗中追踪探察之事发生，疑心他们是“异党分子”，他们蒙此不白之冤，骇怕极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去，宣告失踪！这位教授忧形于色，说好好青年，如此受压迫，怎样是好？该校校长还是国民党党员，听说他还和CC派接近（大后方的文化支配大权，握在CC派手里，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所知道的。）颇不高兴，宣称以后有事当由校长处理，无须校外特务费心。
即令是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异党分子”的嫌疑？这点也颇费解。有人说，特务老爷这里所疑的“异党分子”，是指共产党分子，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能刻苦耐劳，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似与刻苦耐劳有关，所以便生疑问！如果特务老爷真是这样想法，真是冤哉枉也，因为天下刻苦耐劳者多矣，并不限于共产党。
可是这类传说很盛。当时政界中人兼营商业以增加收入的颇多，即令是中小公务员无力独营，也多营营逐逐合力而经之营之。据说如有公务员只会刻苦耐劳，认真办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赚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嫌疑犯条件之一！
除刻苦耐劳无意外快等等之类，他们当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动。关于思想，特别注意你看的书报。中央政治学校有个湖南学生，因为偶然在抽屉里被发现了一张《新华日报》，被确定是“异党分子”，便立刻被开除，而且在冷天被强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脱下，立刻离校。（该校名义上系蒋先生任校长，实际上是陈果夫氏任教育长。）那个学生无可如何，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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