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工人有几十位被特老（特务老爷的简称，这名词不敢说有创造精神，似尚顺口！）绑去，至于邮政的暗中抵制，宪兵的暗中捣乱，亦不可胜说，我在这里只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线”下降后“三擦”中的一部分现象，所以连带谈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详有待于将来的中国史家。其实由前方的军事摩擦而殃及后方的文化摩擦，可说是整个的，并不限于国共两党而已，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中间层的日报言论有过二三星期的最困难最紧张的时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变发生后，政府郑重提出军令政令之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机关报要做的事很简单，大骂一顿之后，将“汉奸”的帽子强行戴在对方的头上。中间层的日报也有好几家，他们的“脑壳”却不能这样简单，而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环境中，又觉难说老实话，于是大家在这样重要事件发生之后，索性有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但是他们终难躲过难关，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负责人着了慌，把各报馆的主笔先生分别请来详加劝导，指示他们这篇文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样那样说，大有以国文教师自任之概！有的主笔先生回馆之后，勉强胡诌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请去，指出他说得不够，甚至和宣传部负责人原来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来一下！有的主笔先生只好哭丧着脸再勉强来它一下，有的倔强些的，老实置之不理，结果受到严重的警告。有的主笔再挨过几天，被电话催得没有办法，情急智生，特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这当然大动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骂一顿，说叫你做长篇社论，指示得那样详细，你却做了一篇三言两语登在使人寻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识抬举，那只有请他关门大吉！有一家报请老成持重的黄任之先生写一篇，黄先生很费苦心写了一篇顾全大局而又给国民党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
总之，那二三星期的重庆新闻界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偶然遇到新闻界的朋友，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闻背后的新闻”做谈资。
我对于皖南事件并不否认在表面上看来，其中含有军令政令的因素，因为新四军是归军委会指挥，在国民政府抗战国策下作战，由军委会发出的命令是军令，由国民政府发出的命令是政令，这是常识，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却不能否认其为党派斗争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新四军是承袭有中共的传统，军委会及国民政府也在事实上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一党所主持的。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面对事实，不能以军令政令几个表面上的名词抹煞问题的真实内容，而不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转地表达我的这种态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拟登在《全民抗战》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地位留下一个大空白——开个大天窗。
关于皖南事件的详细经过及真相，非本文范围所及，在这里只是指出军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相互关系，略谈一些作为一例而已，但还有一件有关的小事却很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附带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苏同乡老前辈告诉我，说皖南事件发生后，顾祝同氏曾亲到重庆召集一个江苏同乡谈话会，参加的是在战时首都的江苏重要士绅，他也被邀请。他说顾氏对他们报告，老实说原定计划是要消灭新四军，后来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苏北，很对不起云云。这里面不仅是军令政令问题，而确含有党派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本解决的办法是要努力实行民主政治，各抗日党派都在民主政府之下和衷共济，同心协力，为国家民族前途的光明，为全国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共同奋斗。这一点是根本解决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后有机会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是要指出：我们彻底明白了皖南事件的真相，便知道只是用军令政令的表面名词来抹煞一切，当时言论界并不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为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却因此引起当时的文化摩擦，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就表面上看来，上述的文化摩擦是由军事摩擦波及的，但是如果进一步作稍稍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来源不是仅仅来自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仅仅来自抗日各党派的关系问题，而是来自有关国家前途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军事摩擦可能波及或加剧文化摩擦，但文化摩擦当然不只是由于军事摩擦，可能由于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之下对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态度。例如上面谈过的宪政运动，抗日各党派认为不实行宪政则已，既实行宪政，必须注意提高民权，实行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宪法，（即不应死守已经过时的不合时代需要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等。）而且应把宪政运动和民众运动打成一片；一方面使政府的本质真能民主化，一方面使人民真有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的某些人却只要敷衍表面，实际上仍想维持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对于民众运动，更好像惊弓之鸟，所以说只要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就得了！
因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有这样的不同的态度，于是在发表言论，乃至发表文章各方面，碰来碰去都不免摩擦。本文不是研究宪政问题，所以关于宪政问题本身，不能多所论述。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尽管通过实施宪政的提案，而在这些提案之中，除了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外，执政的国民党尽管也有实施宪政提案在内，但是有一件很有奇趣的事实，即你如有工夫把当时国民党的言论（包括日报定期刊及小册子等）一读，那在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反对宪政的，和民间的言论几乎是处于敌对的地位，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似的！
例如民间言论讲到民权，很自然地会讲到民主政治中人民享受的民权而且已成为各民主国宪法常讲的所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等等自由权利。这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亦曾经列为专条，原属中山先生遗教中的一部分，可为国民党党史上增加光辉的。但是民权自由的“自由”两个字却吓坏了反民主的先生们。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出的关于宪政的小册子，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开始就用四号大字把中山先生“反对自由”的话全部分印出，好像暗示国父也和他们一样，一向是在“反对自由”的！其实中山先生所反对的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绝对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这是有《中山全书》原文可复按，不是我所创造的。我们主张民主政治，谁也不会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谁也知道民主政治所争取的是有组织的合于法治精神的民权自由！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学，只是常之又常的常识。但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刊物却用此大骂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不惜一引再引三引四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反对“一盘散沙”的自由是一件事，反对民主政治中的民权自由又是一件事！但是反民主者却把这两件事扯为一谈，视为无上法宝，呶呶不休，不但在重庆宪政运动时期努力“表演”，后来在香港的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日报》——以及用尽阴谋掠夺到手后的《星岛日报》上，仍把这个“法宝”搬出来大骂民主政治运动。在我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后，又看到这个“名剧”“演出”，有一天遇着一位刚到港的国民党参政员某君，我们私人友谊不错，承他来访问，我慨然问他，国父遗教中积极提倡民权可资发挥光大之处不少，何必如此歪曲遗教，令人齿冷，小册子作俑于前，机关报呶呶于后，何苦来！他回答得很妙，他说：“他们不如此解释遗教，如何解释他们当前的行动？”我的愤慨，在实际上不仅为着民主政治运动，也是出于爱护国民党及中山先生，也许这一点感动了这位国民党朋友，所以给我以如此坦白直爽的答复。所可惜的，这也只是他在房间里私人谈话中的态度，出去之后，他还不是同流合污了，加入反民主者的行列中一同摇旗呐喊？
关于后来在香港的时候，民主与反民主的激烈斗争，这是后话，还待后叙，在这里只是因为谈起在重庆宪政运动中国民党的机关报言论一致反民主的奇怪现象，附带涉及。现在言归正传，还是要回到在重庆宪政运动中“文化摩擦”的奇形怪状。
因军事摩擦问题而引起文化摩擦，这在“摩擦专家”隆盛的时代，似乎多少还是意中事；可是因宪政运动而也要引起文化摩擦，却不免有些希奇！
在国民参政会中一致通过实施宪政提案，却在国民党中有人大发其反对民权自由的高论，这已足令人诧异，但是既称为“实施宪政”，关于“实施”想来总不致和民间言论发生争执罢！但是在提案一致通过以后，却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某先生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发表伟论，认为依中山先生遗教，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分，现在训政未毕，而且抗战期间尚在军政时期，所以宪法尽管研究，至于“实施”，那要等到何时，尚不得而知！（这篇名著原文不在手边，只能述其大意。）于是“党”的言论纷纷提出三个时期的重要性。大有笃守“遗教”的信徒愈多，民主政治的前途愈无希望之概！这样，“官论”与“民论”之间又引起了不少的波澜。其实中山先生预定训政为六年，现在训了一二十年，势非永训不可！中山先生所指的军政时期，是当时革命政府侷处广州，北洋军阀横行各地，实施宪政，非俟打倒军阀，无从着手，现在为对外战争，加强民主，正所以加强动员，形势迥异，岂能混为一谈。
这种“党”的伟论，无异于无形中把国民参政会中所一致通过的实施宪政提案根本取消！国民参政会虽渐渐只具形式，最近已成为CC派所操纵的御用机关，但在当时，尚有几分生气，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此当然不能默无一言，该会议长即为国民党的领袖（总裁）蒋先生，参政员有机会见到议长时，便提出疑问，蒋议长大概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于是由他发表谈话，申述根据总理遗教，三个时期不必拘泥。但是蒋议长的申述是一事，国民党内定的政策又是一件事。从此以后，“党”的言论虽不再喋喋于三个时期，但却一致认为民主与抗战是不能同时并行的，民主与抗战是不相容的，民间言论却认为民主是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动员，及革新政治的锁钥。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文化摩擦”仍然是有着远大的前途！我们看到国民党最近十一中全会决定抗战结束一年后才实施宪政，可见民主与抗战不相容的谬论仍是某些人的成见。
所谓文化摩擦，如果只是口头辩论，文字争论，那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但不反对，反而可以欢迎，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前面所述警察宪兵特老爷对于压迫文化的行为，已是证明一斑。真理愈辩愈明；在相反方面，违反真理的言论行为也最惧怕公开的辩论和研究。宪政座谈会之所以受到国民党某些人的极端厌恶，理由就在此；提倡团结与民主的言论所以受到某些人同样的极端厌恶，理由也就在此。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由各界热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党派国民参政员发起并主持其事，宗旨正大，行为光明，而且在野各抗日党派为着进行顺利并与国民党合作起见，曾想种种方法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参加。其先拉不到，拉这个不来，拉那个不愿，后来想尽方法拉到一个，也像小学生时常“逃课”一样，时来时不来。最后由“党”的“领导”，用打手若干人捣乱会场，闹得乌烟瘴气，详情我曾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述及，现在不多说了。
“文化摩擦”这个名词里有“文化”两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实文化摩擦的结果不但可使被压迫者失学失业，甚至失去生命。一个湖南学生因偶在抽屉内被发现一张《新华日报》，被立刻剥去冬季制服，驱逐出校，便是一例。又像前面谈过的郑代巩因创办《战时青年》办得发达被特老“赏识”，认为是“异党分子”而被绑，又是一例；这倒不是仅仅因为办得发达（虽则这一点也是受注意的因素之一），而尤其主要的还是其中的内容是进步青年的进步意见，例如对于当前的国事问题，拥护团结必然要引起摩擦专家的肝火，主张民主必然要引起反民主者的嫉视。至于研究到青年切身的种种问题，只要是进步的主张，都不免与顽固派反动派的高见格格不入。顽固派反动派的老爷们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几乎是不可能，这并不是有什么敢于阻止他们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却是因为他们自己领导不起来。于是他们只得另辟途径，把进步的青年刊物主持“绑”去！他们说他办事很能干，所可惜的就是“异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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