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中山电云：
“（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9月12日黎在寓邸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反应并不热烈，没有当做一件大新闻，而黎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人的大兴趣，黎元洪抵沪后的第一炮完全不响。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他们都是反对黎上台的，所以黎在第二次总统任内，西南根本不承认黎的地位，浙江也宣言自主，在未统一前，不服从中央。所以黎的南下，他们不曾热烈欢迎，加上黎未到上海，就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发生军事冲突。齐是直系健将，卢是皖系的唯一实力人物，他们要冲突是极可能的。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所以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所以张謇就去见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意思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9月13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参加，商量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话说完，大家没有则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由汪兆铭起立致答辞，汪说：“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为大家不仅没有把他当做总统看待，反看他为祸水。只不过收到了云南唐继尧和东北张作霖的两封书，还尊他为总统，算是差强人意。其实军人实力派仅仅以秀才人情纸一张表示拥戴，对于形同丧家之犬的黎大总统又有何用？
唐继尧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自京师告变，大驾移津，薄海人民，同深义愤。所有报载经过情形，暨奉到宣示中外各电，不胜发指。只以僻在遐方，形势阻隔，特通电各方，暂息纷争，迎驾回京，主持大政。一面准备实力，纠合同志，声讨国贼，以奠邦基。正在积极筹备，适吴君斋厚至滇，颁到手谕，并转示一切。自当擐甲誓师，恭行天讨。同时接到沪函，拟设国务院，并开联省会议执行任务。窃念强藩毁法乱纪，暗干大位，内为国民公敌，外失国际同情，此正天亡逆虏之时，诚宜别组机关，号召天下。惟年来国事纷扰，迭起旋生。议战议和，迄难解决。皆无彻底之办法，无坚确之主张，以致连岁蹉跎，迄无成效。继尧惩前毖后，以为此次戡乱之方，宜注重实际，不尚虚声，各方如能协定方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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