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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