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维克托·雨果，当他们在诺贝尔家里见到她时，都对她表示同情。但他的哥哥路德维格，由于在很多方面比阿尔弗里德和其他人，有着更加严格的观点，则强调自己的弟弟同这个女孩子的关系不相配，并且督促他断绝这种关系。
虽然这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但是，诺贝尔在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期间，曾经一再以坚决但却令人感动的慈祥态度，劝她离开他，不要为“老坏脾气”过于担忧，并且去找一个年轻人。“……请设法从一个朴实正派的男人那里，取得真诚、持久和深厚的爱情，并同他建立一种纯实的真正结合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与那种不正当的关系毫不相干。他的病（一种初期贫血症），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一种空虚的感情，以及心中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这在你身上，则以多病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三年这十年期间，也就是从他五十岁到六十岁，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活中，是一个极痛苦的时期。形势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进行一些没完没了和多种多样的活动。各种发明，建立工厂，大型托拉斯，令人操心的发明专利权官司和经常的旅行，所有这些都使他疲惫不堪和损害他的健康。显而易见，其结果就是他已经经受不起另外的严重烦恼。他在给索菲的信里写道：“当我被迫充当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媽媽子，以及成为我所有熟人的笑柄时，我的整个生活都转向苦恼之中。”
他打消了一切想带她到斯德哥尔摩去见他的媽媽和親属的念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在一八八八年的死亡和他媽媽在一八八九年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孤独和没有根底。那个本来应该成为他在寂寞中渴望的親密伴侣的女人，相反地却由于愚蠢和难以悛改的挥霍婬逸，从而变成一个消磨精力和费用高昂的障碍物。尽管这一切他还是很喜欢她，并且慷慨地支持她；但在他移居圣雷莫之后，他很少到伊什尔去看望她。她出没于对他来说是完全生疏的放蕩*乱的圈子里，而且不管走到哪里，总要以他的名义欠下大笔的债款。他在信件中，总是用长辈的态度来恳求和忠告她；而她的信，则总是泪汪汪的并且夹杂着一些金钱的数字。随之而来的，是那场不可避免的打击。
一八九一年春天，她在一封令人悲伤和绝望的信中告诉他说，几个月之内，她就要生下一个父親是一位年轻的匈牙利军官的孩子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历过很多严重的考验，并且习惯于听到扫兴的消息，但却从来也不鲁莽行事，他毕竟是一位绅士。他写了一些有感情的话去安慰和劝告她，并且决定不再去看望她，但却通过一位律师为她以后的生活供养作了安排。她收到三十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个孩子于一八九一年七月生了下来，是个小女孩。只有一次，即在一八九四年九月，诺贝尔确实见到了索菲和这个当时三岁的孩子，那时候她们已经回到了维也纳。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七日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当时她正准备与她那个骑兵上尉结婚，他曾写道：“你的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现在重要的是将她恰当地培养成人。……但是，你必须放弃你的一切懒惰与愚蠢的思想。总之，你真是一个感情的小人物，而感情是有着伟大价值的。我甚至相信，倘若普拉特斯特拉斯（她的家）远在一百英里之外，你也不会是完全没有良心的”。
索菲的结婚纯粹是一种形式。她同她的丈夫并不住在一起。她继续过着她那种不负责的生活，而且他们两口子都从不同的方面试图敲诈诺贝尔的钱，直到他于一八九六年死时为止。甚至连诺贝尔对她“不会是完全没有良心的”这个希望，也被她放到耻辱堆里去了。因为据拉格纳·索尔曼说，她在一八九七年曾与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接触，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给她比遗嘱规定还多的东西，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二百一十六封信的原件出版权出卖掉。这项遗嘱的执行已经由于非常错综的情况，成为一件难事；为了避免可能出现一场丑闻，执行人有条件地买下了这些信件，这样就保证使他们在将来不致遭受任何讹诈。
这位大富翁和那个从后街上来的小姑娘之间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种不幸的关系，是造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晚年患有的沮丧和忧郁症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还意味着他是作为一个对女人和爱情感到幻灭的人而死去的。
人们禁不住要问，假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与一个能够帮助和理解他的相匹配的女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事情又将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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