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战争。吴佩孚见两军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蒋百里（方震）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丁泗桥一役获得大胜。
显光先生和在君曾在天津同寓很久，他又曾写蒋介石先生的英文传记，他的记载应该可信。这一个故事可以表现在君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态度。
傅孟真曾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值得引在这里：
在君常把这件事（就任淞沪总办）的动机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时总有点“自解”的样子，大约因为他听到适之先生说我要“杀”他罢！
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
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注意，这句话是在君惯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的。在君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
迨孙传芳与党军可和可战的时候到了，孙不与他们商量，先决定了态度。迨武穴紧张的时候，在君（与陈陶遗君？）觉得非与孙彻底一谈不可了，跑去陈说一番。孙说：“我本来也这样想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的在武穴的前敌总指挥打来的，电报的大意说：现在听说联帅有与赤军（当时北方军阀称党军曰赤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联合云云。
孙传芳把电报给他们看完，便说道：我不能不同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说：与二张（作霖、宗昌）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这许多了。
当时在君告诉我很详细，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记下。（《独立》第一八九号，页十）
还有一个朋友，武进刘厚生先生，他是原来的江苏三人团之一。那三人团是陈陶遗、刘厚生和在君。厚生晚年写了一段追忆的文字，说孙传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张作霖之后。
陈陶遗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来，教我到南京劝说孙传芳，因为……我没有做他手下的官，……还有说话的地位。我……拉了丁在君同车往南京，先访陶遗，陶遗电话通知孙传芳之后，我与在君同去见他。但在君始终不开口，只是旁听。我先问孙到天津见到张作霖了吗，……他回答说：“我一到天津就见了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撩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叫效坤（张宗昌）来天津大家商量办法。’”我……轻轻的问孙传芳：“看见了杨宇霆没有？”这句话直刺他的心，他只说：“那小子！”以下就没有声音了。那以后就是我说话了。
我说：“我在上海听说联帅到天津求救于张作霖，所以特地跑来表明表明我们江苏人的一点意见。第一、我们江苏人普遍的怕胡子，恨胡子。……无论是张作霖、杨宇霆，我们江苏人决不欢迎的。第二、我为联帅设想，本为驱逐奉军而来，结果反迎请奉军来江苏，岂不是“为德不卒”，前后两歧？请你务必再四考量。第三、张作霖说他要派张宗昌来援助你打国民党。请你想想，张宗昌的军队纪律很坏，不会有什么战斗力，而奉天嫡系的杨宇霆却在冷眼旁观，将来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孙传芳听了，约摸有两三分钟不说话，忽然开口说：“刘先生，你有什么高见？”我说：“联帅本是应我们江苏人的请求而来。胜败兵家常事，我们决不埋怨你。但是联帅要向那一方面低头合作，似乎应该问问江苏老百姓的意见。现在我老实说，江苏老百姓宁可受国民党的统治，决不愿再受胡子的骚扰。请你考虑。”
孙传芳听了我的一席话，当然很不痛快。他很坚决的回答我：“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可以告诉刘先生：蒋介石曾叫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我对不起刘先生，也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
我听了这话，就站起来，说：“联帅千万珍重！”我同他一握手，就同丁在君一同辞别出来了。大门外就是火车站，站上还停着我和在君来时坐的专车。我们就坐了原车回上海。
冬天夜长，到了上海时，天尚未明。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汽车到车站来接，在君叫汽车夫先送我回到法租界葆仁里我家中。谁知汽车夫睡眼矇眬，把汽车撞在马路中间一个水泥柱子上！蓬的一声，车子震动的很厉害，汽车碰坏了，走不动了，我与在君都受了伤。幸喜有一个西洋人坐汽车经过，见我们的车撞坏了，连忙下车把我和在君扶下来，用他的汽车送我们到医院。我的伤不重，略为包扎，先回家了。在君口鼻流血不止，只得住在医院。
隔了一天，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的鼻伤还没有好，医生说，还得用手术。我不免安慰他。在君笑了一笑，他说：“碰车的事，于你是无妄之灾。我却正可利用。我已有电报去南京，说明伤情，请准辞职，并请即派人接替。官场照例总得挽留一两次。但我决不再到衙门了。已经有手谕：所有人员一概照常办公，整理档案簿册，准备交代。”
一二日后，孙传芳果然派人挽留在君。后来他知道在君受伤的实情，才令上海交涉使许沅代理总办之职。在君不久就离开上海了。
刘厚生先生叙述在君受伤的情形，没有记明日子。我那年12月31夜离开伦敦，坐轮船渡大西洋到纽约。1927年1月24日，我收到在君来信，说他12月31日辞职了。
那年五月，我从国外回到上海，在君已在大连乡间休息了。在君历年的积蓄是很细微的，在那个革命大动荡的时期，他还得筹款帮助他的大家庭避难的避难，上学的上学，所以他在大连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就在这困难的时期，他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救济。这是一个很有传奇性质的报德故事，值得特别记载在他的传记里。
翁咏霓记此事如下：
在君先生在民国十六年淞沪商埠总办辞职后，生计极为困难，幸赖杨聚诚君赠送五千元，得以度日。
在君的大哥文涛先生记此事最详细：
有杨金者，尝从美国人某习钻矿术。美人回国，杨落魄不能自存活，或怂恿之，使至北京谒亡弟在君于地质调查所。弟叩以钻矿术，知其有所长，为介绍于某矿场。不数年，颇有余资，杨乃来北京，以二千金献弟，……弟却之，杨固请，弟方为地质调查所募款筹设图书馆，乃请杨以一千金捐为建筑之资。
又数年，杨已致富，不从事钻矿矣，方营面粉厂于徐州。……亡弟在大连时，一日得函，署名杨树诚，启封则五千元汇票也，附以书曰：“公于我，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今我已富，闻公弃官后多债负。我不报公，无以为人。公若见却，是以我为不义矣。”弟始知树诚即杨金也，感其诚意，勉受之。（以上均见《独立》第一八八号）
杨先生的名字，咏霓误作“聚诚”，当依文涛作“树诚”。
在君死后，这个很美的故事才由咏霓、文涛两君的文字传播出去。《独立评论》第一九三号又发表了蚌埠的胡振兴先生寄来的一篇《谁送给丁文江先生五千元？》。这篇文字里有几点可以补充翁、丁两君的叙述。第一、胡君说，这五千元之中，有两千元是从前地质调查所的一个学生赵鉴衡君凑送的。赵君知道了杨树诚君的计划，他坚决的要求杨君许他搭赠二千元，名义上仍推杨君单独赠送，因为赵君怕在君不肯收受他的学生的赠金。胡振兴君在蚌埠的一个银行里服务，所以他知道此事。但在君始终不知道赵鉴衡君的义举。第二、胡君说：“杨树诚君本来不识字，他平生只能够很费力的写一个杨字”，所以他请在君的另一个学生刘季辰先生写给他，说明杨君的诚意，并且苦劝他暂行收用，等待将来经济宽裕时再归还他。同时刘君又代杨君写了一封措词很委婉的信给在君，请他不要拒绝他的一点诚心。
胡振兴君文中还略述杨树诚君的历史，他说：
杨树诚君的为人，……确实也有些怪特之处。他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自陈他幼小的时候，父母都死了，他曾讨过饭。幸由美国教士留养，带到美国，习成工艺。他对于矿业打钻及机器技艺，的确经验丰富。在某矿场打钻，他曾借重过丁先生。他从打钻弄得两万元，在徐州经营小规模的面粉厂，刻苦经营，由此起家。……他在这两年运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智力，在本厂造成了九架面粉机的磨子，连建筑机房，添置机件，耗费了数十万元。……在开机那一天，他的面粉厂经理才捏了一把汗对人说：“你佬！现在放心了，好危险啊！只有我们三爷才会这样蛮干到底！”杨君行三，人称他“三爷”。
文涛大哥用古文叙述杨君事，其中有些事实可以根据胡君此文修正。他引的杨君给在君的信，当然也是他代拟的古文，不是学地质的刘季辰君代杨君写的原信。大概当日徐州、蚌埠之间，有这几个好人，平日佩服在君的为人，当日更佩服他在上海的成绩，他们知道了他的生活困难，决定要设法救济他，于是出钱的出钱，写信的写信，让这一位“曾讨过饭”的杨树诚先生单独出名，赠送他五千元，使他不便推却。正如胡振兴君说的，“仅仅致送钱财，也不见得有什么可以赞扬。不过……这五千元……却显示出几个人极可钦佩的高尚风谊。……〔其中那位〕并不很富有的赵鉴衡君慨赠巨款，还要把姓名隐了，连丁先生始终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可说是奇之又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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