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托辣斯”。此外还有十六个地方“托辣斯”，分布在各省或各联邦。
总机关共为六部：一设计，二会计，三地质，四探矿，五劳工，六教育与职业。联合局全部共有职员六千，其中有三千是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队，其中有五百队是做地质图的。有六百架机器钻在野外工作，每钻的平均深度为三百五十公尺。此外还有一千五百架手钻。地质探矿两部共用工人四万五千。
革命以前做好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才不过占全国面积万分之十六。目前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一。
全体的预算为一万二千万卢布！其中九千万是直接由财政部拨的。三千万是由各种实业的“托辣斯”补助的。……技术人员最高的薪水是一千卢布一个月（适按，依在君下文的记载，一千卢布约当六十银元，约当六十马克）。联合局自己办的有七个专门学校，训练地质人才。
在君的评论是：
要知道上面各数字的意义，我们可以拿中国的地质调查所来比一比。
单就地质家和工作队的数目讲起来，苏俄比我们多一百倍！
经费的比例，因为很难决定卢布的价值，不能如此单简。但是我们可以拿最低的汇兑价钱——六块钱等于一百卢布——计算，一万二千万卢布也等于七百万元华币。这个数目恰巧比我们实业部发给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大一百倍！
又如他描写俄国旧都那个地质研究所里那些地质学者（《独立》一一八号）：
……这几位学者对于中国地质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留心。Tetiaeff说：“翁文灏先生说的‘燕山期’造山运动，与西伯利亚也有关系的。”Edelstein说：“你讲‘丰宁系’地层的文章，我拜读过了。详细的报告几时出版？”Lichareff说：“葛利普本事真大！何以能一年写那么多的事？”Fredericks说：“李四光先生对于‘太原系’有新的研究吗？我很想把这系归入中石炭纪，可惜李先生的纺锤虫不同意！”Lichareff笑说：“哈哈！岂但中国的纺锤虫不同意，我们也都不同意。”
这几位地质学者，一个说法国话，两个说英国话，一个说德国话，在君自己能说法英德三国话。所以这种谈话使他“感觉科学是超国界的”。
又如他记他在旧都的Hermitage宫里藏的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的黄金器一段（《独立》一一九号），也是很有趣味的：
安特生（J.G.Andersson）在北平的时候买到许多带头，马衔口之类的小件铜器。其中最普通的花样是动物式的（Animal Style）。大多数的动物是鹿，都是头仰着，连在背后；前脚向后，后脚向前，屈曲在腹下。以后他知道这些铜器是从河套来的，所以他叫他们为绥远铜器。除去动物式的物件之外，还有一种短剑，长不到一尺，柄与剑连合的地方有一个扁心式的护手。这种短剑与动物式的铜器都是西伯利亚爱尼色流城铜器的特色。最有名的是Minusinsk城所发现的古物。这种铜器，波斯北部，欧俄南部也有。而最震动一时的是南俄黑海北面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坟墓里所发现的东西，因为那些古物大部分是黄金的。
昔西昂人的金器全藏在Hermitage宫里。……一扇铁门开了进去，两间小屋排满着玻璃柜子，里面全是金器。冠饰、衣饰、用具等等，都是用黄金做的。花样的精致匀称，种类繁复，决想不到是先史以前游牧民族的产品。可惜我去的太晚，等的太久，没有能逐一的观察记录。只知道，用金器殉葬是在昔西昂人未到南俄以前土人本来有的风俗——或者土人（西曼利人Cimmerian）原与昔西昂人同族。时代愈后，希腊人的影响愈大，到了纪元前二世纪，花样几乎丧失了本来的面目。纯粹昔西昂人的金器几乎完全与西伯利亚和绥远的铜器一样。足见得先史前欧亚交通的密切，文化的接触交换是很明显的事实。
游记的最精采、最生动有趣的一章是作者描写在巴库遇见的一位地质学者梅利可夫先生（Melikoff）。此人是Azerbaijan石油总管理局的副课长，在君参观巴库时，局中派他招待。他虽不能说外国话，谈话需要翻译，但他是一位有天才有经验的教授，他指着墙上的新地质图，不到一小时，把高加索石油矿的地质，提纲挈领的给在君讲的清清楚楚——这就是在君记下来的《巴库油田的概略》（《独立》一五六号）。
那天下午，他同在君坐汽车出去看地层和构造。在巴库西南的一条长岭上，梅利可夫手指口讲，讲那个大区域的地层构造。讲完了，他叫汽车开到一个山脚下等着，他带了在君，离开了大路，下坡一直向谷底走去。沿路上，他逐一指示他的客人，叫他逐次观察所讲的地层构造。在君说：
……梅利可夫不但地层很熟，讲解很清楚，而且他万分的热心。我固然心领神会，连那位不学地质，不走长路，穿了长管皮靴的翻译，也乐而忘倦，一面翻译，一面点头会意。我于是才了解科学兴趣入人之深！
……他告诉我说：“含油地层里面大的化石很少，偶然有的是蚌属的unio，但不容易遇着。”走不几步，他忽然离开大路，爬上坡去十几步，指着一块石头道：“这里就是一个！”我一看果然是一个unio，我要拿锤打下来做纪念。他拦住我，说：“我还要留着他教别的学生。”……我笑道：“梅利可夫先生，谢谢你也把我当做你的一个学生。”他说：“做我的学生不是容易的。丁先生，你先把今天看见的地层和构造，复讲给我听听看。”我于是像学生背书一样，把今天听见的，看见的，逐一的复讲一遍。他哼了一声道：“你的记性不错。不要忙，我还要考实习呢！”于是我们坐上汽车，顺着铁路向南走，遇见新的地层，他就下来问我：“丁先生，这是什么地层？”如是四五次，我答复的不错。他才呵呵大笑起来，“丁先生，你实习也及格了，我收你做学生罢！”
他们同去参观了两处油田，天已不早了，梅利可夫提议同到一个海水公园去。到了公园，天已昏黑，却没有人。梅利可夫和他们的翻译要洗海水浴。洗完了浴，回到巴库，已经八点过了。
梅利可夫说，明天他要到南油田去，不能再见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先生！”他答我道：“我也很谢谢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学生！”
在这一大段文章里（《独立》一六八号），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经验的中国地质学教授遇见了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经验的俄国地质学教授，他们在那里海南头的巴库石油矿山上合演一幕最可爱的好先生教好学生的喜剧，他们演完后，彼此互相爱慕——他们从此就不再相逢了。
无疑的，在君在苏俄遇见的几位地质学者，如列宁格拉的地质研究所的几位古生物学者，如巴库石油总管理局的梅利可夫先生，都曾在他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这种好印象足够使我们这位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朋友愿意忽略他在苏俄旅途中亲眼看见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这些不好的印象，他也老实的记录下来。
例如他去苏俄作地质旅行，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写信给苏俄地质研究所所长莫虚克读夫接洽的，信去了四个月没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虚克读夫的回电来了，很欢迎他到苏俄去作地质旅行，并且约他在华盛顿见面。那知道，当他从上海到华盛顿的二十三天之内，莫虚克读夫——苏俄中年学者里一位国际最知名的人——已经不是地质研究所所长了！
又如在君详细叙述的他办理苏俄入境手续的种种没有理由的困难——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苏俄旅行社里，忽然无意之中得着一种近于“灵迹”的“奇遇”（《独立》一○九号），这些困难才“都随着‘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屡次记载的卢布汇兑率的不规则：他初到莫斯科，用十个马克换五个卢布。过了许久，他才知道六个马克可以换一百个卢布。就是在沿路旅馆里一个马克也可以换八个卢布。
又如他屡次写旅馆里和火车上臭虫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厌恶的一件事。
有时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苏俄共产党颂扬苏俄成绩的话，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的话，一样的老实记下来。他在图喇同一个工程师去看一个铁厂。那个工程师是个共产主义的信徒，沿途向他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成绩：“不几年苏俄就要变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了。现在富农已经消灭将尽，农业大部分集团化工业化，粮食问题不久可以完全解决了。到那时候，个人尽他的能力服务于社会，社会看各人的需要供给个人。……”（《独立》一四六号）但在君又记他从莫斯科到巴库的火车上，有一位反对共产党的旅客，会说德国话，他四顾无人的时候，就指给在君看道：“乌克兰（Ukraine）是我们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里许多麦子放在地里烂着，没有人去收！呵！去年冬天，今年春天，这一带荒年，许多农民都饿死了！”（《独立》一五二号）
因为《苏俄旅行记》的下半部没有写成，我们不能知道在君在苏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质旅行之后的最后结论。只在他回国后发表的几篇文字里，我们可以摘出于他对苏俄的态度有关的几个结论。他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字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一三七号转载），有这样一段话：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一段话，因为他说这是他离开苏俄时候在火车上自己问答的话，应该可以认作他的苏俄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了。
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的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后一个选择里，他的心目中也许不免怀念到他在苏俄遇见的那几位很可敬爱的地质学者和古生物学者，也许不免怀想到那比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多一百倍，经费多一百倍的苏俄地质探矿联合局。同时我们在二十多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该回想在君到德国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发狂大屠杀的时期。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只埋头苦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
我说，我们这位最可爱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成见，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他那个宗教信仰里，苏俄的三千个地质学者，二千队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一点物质享受，甚至于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而可以帮助国家做到“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从苏俄回来后发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转载《独立》一百号）里，很严肃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见在他苏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证了！
在君的几个结论都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对于苏俄向来怀着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苏俄的大试验能成功，并且认为苏俄有种种可以成功的条件。
在他出国的前夕，他曾写一篇一万字的长文，题为《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五十一号，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国之前一个月）。在那篇长文里，他先叙述马克斯的价值论，然后指出这种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其次，他叙述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辩证论的论理，阶级斗争，然后他指出他个人“根本不相信历史有什么论理。……而且拿他来做暴动恐怖杀人的根据，那是多么危险！”
他指出马克斯在十九世纪中叶没有知道的两三件历史事实。如“近来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许多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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