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他从安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之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南东川府属考查铜矿。复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Deprat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三章以下，曾把这一次长期旅行的不太专门的部分写出来，共分五个大纲领：
一、云南个旧的锡矿（《独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期。）
二、云南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四、三十五期。）
三、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六期。）
四、金沙江（《独立》第四十八、五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期。）
五、东川铜矿（《独立》第八十五期。此题未完。他另有英文记东川铜矿，载在《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November，1915.）
他的任务是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个旧本来不在他的调查路线之内。但他觉得到了云南而不到个旧是可惜的，因为中国产锡占世界产锡的第三位，而个旧产锡占中国产额的百分之九十四五。所以他决定在向东去之前，先到个旧去看看。他在个旧调查了近两个月——二月十九到四月十二日——他的四篇个旧游记，写个旧的地形，锡矿的分布，土法采矿冶金业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天然因素，土法采矿的缺点，个矿采矿工人的痛苦生活，都是最有力量的记游文字。
例如他写背矿的工人：
背矿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一头装上二十五斤矿砂，前后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一尺长的铁条，上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四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头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伙房，是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伙房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是应该可以引起社会抗议的喊声同劳工待遇的改革的。
在君写云南的土著民族和四川会理的土著民族的几篇文字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开端。他在前三年旅行西南时已注意到西南的土著民族了，这一次匆匆准备作矿产地质的调查，竟忘了作人种学研究的准备。所以他四月中从个旧回到昆明，在购买牲口，雇用伕子的十天之内，他用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里的图样，请云南兵工厂给他做了一副量圆体径的曲足规（Callipers），加上几件普通测量用的仪器测杆、皮尺，这就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工具了。
在《漫游散记》里，他记录了他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这里还有他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那位“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的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在君死后，吴定良先生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独立》第一八八期），指出他曾计划“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计共六十五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十四组，约共一千一百余人，尤以蜀黔滇等省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又在君先生与许文生（Stevenson）、葛内恩（Graham）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在君先生详细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先生又说：
人体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时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之材料，据许文生氏言，曾费半年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之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也。……
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在君有一篇英文的论文，题为On the Influence of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re，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即是用三十六组材料，比较两种指数之价值。此两种指数，一为人的“立高”对“两臂展开宽度”之比较，一为人的“立高”对“坐高”的比数。此文中应用潘匿托斯基氏公式（Poniatowski’s Formulas）证验两种指数是否曾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文的结论是：一、就两种指数价值而论，“汉人”（原文Chinese）与中国各地之“非汉人”（原文Non-Chinese）之体质有显著的区别；二、证明此三十六组之指数并未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三十六组中，二十一组为“汉人”，十五组为“非汉人”）。
在君用统计学的方法治学，并不限于人种学的研究。民国十二年他发表了一篇《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科学杂志》八卷一期，《东方杂志》二十卷五期），就是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看中国历史。
最精密又最有成绩的，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发表了他的《丁氏石燕及谢氏石燕的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英文，原题为A Statistical Study of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Spirifertingi andthat ofSpirifer hsiehi）。黄汲清先生说：“此文用统计学方法定两种石燕之区别。此种方法亦可应用于他种古生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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