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是，他可能不拥有某些知识——这些知识如果他拥有的话肯定会影响他的计划。
于是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为使均衡成立，他必须拥有的有关知识，是因他起初的地位而必然获得的知识以及他后来制定的计划。这肯定不是所有的知识；如果他偶然得到这些知识，它对他则是有用的，并会导致他计划的改变。只是因为某些人没有机会了解事实，因此我们才能很好地拥有一个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了解事实，就会导致他们改变计划。或者换句话说，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
当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表示一种均衡状态时，很明显它不是在被视为最佳状况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均衡。为了使个人点滴知识综合的结果与一个百事通式的独裁者进行引导的结果可比，我们必须明确地引入更深一层的条件。虽然我们或许能够规定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必须拥有的知识的数量，但是据我所知，在这方面并没有实际的尝试。一个条件也许是，任何资源的每一种可选择的用途，对实际上为其它用途而使用这些资源的主人来说，都是已知的，在这种情形下，所有这些资源的不同用途被直接地或间接的联系了起来。但是，我把这种条件只是做为一个例子，指出它在大多数这种情况即每一个领域里拥有所有的相关知识的人数有确定的界限之下，将怎样才是充分的。进一步地详尽阐述这个问题，会是一种有趣的且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它远远地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虽然有关这个问题我所说的大都是批评的话语，但是我却不想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表现出过分的失望。即使我们跳出了所讨论的基本环节，我们仍然相信，借助于隐含在推理中的东西，经济学比任何其它社会科学都更接近于所有社会科学都想回答的中心的答案；这个问题是，存在于不同的人头脑中的零星知识的混合，怎样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如果人们蓄意要造成这种结果，则需要一种不可能由单个的人所拥有的而表现为指导思想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个体的自发活动将会在一种我们能够定义的情形下，引起一种资源的分配。尽管这种资源的分配并非由任何人做出计划，但我们仍可以把它理解为好象是根据单个的计划来进行的。对我来说，说明了这一点似乎就的确解答了有时被隐喻地描述为“社会的思想”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必定不会对这种说法经常受到攻击而感到惊奇，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置于正确的理由之上。
关于这种知识与均衡的联系问题，我还要提及的一点仅仅是：如果这种均衡的趋势（在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存在），仅仅是导向与人们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将获得的知识有关的均衡，如果知识的任何其它变化必须被视为在通常意义上的“论据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均衡分析之外），那么，这就意味着均衡分析实际上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知识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它也无法解释这种事实的原因，即纯粹的分析似乎令人吃惊地没有谈到过象新闻出版界这类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机构。这一事实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纯粹分析的成见常常会导致对知识通过广告这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令人奇怪的忽视。
十
在零散地评论过这些本应更加仔细地考察的问题之后，我必须总结一下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想补充的只是这样一两个观点。
第一，在强调若均衡分析的正规功能是要解释现实生活之时我们必须使用的经验命题的性质时；在强调与此有关的人们怎样获得知识这一命题与那些正规分析命题的性质根本不同时，我绝不是想要表明，此时此刻已为经验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领域。我很怀疑这种研究是否能告诉我们什么新东西。重要的一点却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论点对现实世界的适用性所依赖的事实是什么；或者换一种说法，当我们的论点应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时，它要在哪些方面受检验。
第二，我当然不想表示自己一直在讨论的这类问题与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论点无关，我只是反对他们把先验的和经验的这两种类型的命题搞得如此混淆，以至于我们常常极不可能弄清楚就特殊论述而言他们宣称的正确性到底是哪一种。而这两个命题是每个现实主义的经济学家经常不断要使用的。比这些人梢晚些的经济学著作虽已经摆脱了这种错误，但其代价却是留下越来越多的含混。它们的含混在于：弄不清其观点与现实世界现象有何种关系。我们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去寻找一种途径，使我们重返我们的分析在一般意义上的含义。因为我担心，当我们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迷失方向。你甚至也许会感到，我所说的大部分话已变得很陈腐；但是，也许有必要时使自己从争论的技术细节中分离出来，不加任何修饰地询问所讨论的一切究竟是什么。如果我只不过指出了不仅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些方面是不明确的，而且甚至在特殊场合我们并不很清楚问题本身是什么，那么我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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