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要性仅仅归因于应当尊重消费者的各种偏好这一成见，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范畴，具体他说就是所有的价值问题，将会失去意义。“如果通行的报酬是平等的，由于货币成本将会没有意义，市场定价将根据这一事实失去其据说应有的意义。”
现在，不应否认，取消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将会在某些方面使问题简化。一个不可预知的变量被消除了，在这方面所需的再调整的频繁程度稍有减少。但是，像道布博士那样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不再需要某些价格形式，也没有必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精确的比较，这就确实表现出对真正的问题一无所知。只有当人们能够假定社会主义状态下的生产将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将不受妥善规定的偏好顺序之引导（而且这种目标被专横地确定好了），而国家将只简单地去生产一些产品，消费者将只能获得已生产过的产品时，价格才不再有必要了。道布博士责问道：这样会失去什么呢？答案是几乎会失掉一切。只有用成本决定价值，因而，在我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各种可能得到的资源时，其使用方式并不影响我们的福利（因为其被使用这一事实赋予了产品的价值），在此情况下，道布博士的观点才站得住脚。但是，我们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消费，我们是否应保持或是否应提高生活水平，我们是不是总是落到处在饥饿边缘的野蛮境地，都主要依据我们如何使用资源。在存有差异的产业中，资源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配置及组合的差别，意味着短缺和充裕之间的差别。一个根据自己的是非观来排列社会成员们不同需要之顺序的独裁者，会使自己兔除发现人们真正喜爱什么这一烦恼，也可以避免把产业规模组合成体现一般公正愿望的规模这一无法实现的任务。但是，如果他想以某种程度的理性或一致性去遵循这种标准，如果他想知道他所考虑的正是社会的目标，他就不得不去解决所有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他甚至看不到他的计划没有被不可预见的变化所打乱的现象。因为兴趣的变动决不是唯一的，恐怕也不是最重要的不可预见的变动。气候的变化，人口数量和健康状况的变化，机械设备的毁坏，矿藏的发现或耗尽，以及其它成百上千万不停的变化，将使他时时刻刻重构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与真正应用于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及合理地行动的障碍，都将只会以牺牲某种理想为代价而被稍稍减轻一点。（了解这些理想的意义的极少数人会很快地抛弃它们。）
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容易理解，道布的激进解决办法不会有很多的追随者，并且有许多较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寻求出路。当道布想要压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设想中仍然存在的自由或竞争的残余时，许多最近的讨论却打算重新全面引进竞争。在德国，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且已在讨论。但是在英国，这方面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胚胎阶段。迪金森的建议沿这一方向迈出了较小的一步。但是，众所周知，一些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对这些问题思考时走得更远，并且准备干到底以重新恢复完全竞争，至少就他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并不与由国家保持一切物质生产手段的所有权相冲突。虽然我们还不可能提及他们已出版的著作，但是仅从交谈和讨论中所得到的有关情况，已经足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一些研究了。
在许多方面，这些计划都非常有趣。共同的基本思想是：在独立的企业家或各企业的管理者之间应当存在市场和竞争，因而应当存在货币价格；由于在现在这种社会中，对所有的产品（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成品）来说，企业家并不是其所使用的生产手段的主人，而是领取薪水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国家指导下工作和生产，并不是为了利润，结果是产品的售价刚刚收回成本。
要问这样的理论是否还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意义。大体上说，它似乎应当包括在那个旗帜之下。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还应当认为它是在制定计划？看来，它并不比为资本主义构造的理性的合法的框架包含更多的计划。如果从纯粹定义上说，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种理论中经济活动的方向将会全部转向竞争，这种计划也将会只限于某种永久框架的规定之内，在这种框架中，集中的行动将会转变为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这种计划或那种中央生产组织——它彼认为能比“混乱的”竞争更具理性地组织人类行为——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真正实现这种情况的程度如何，当然要取决于竞争引入的程度。就是说，要取决于在此处所谈的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那种独立的单位，即在市场上买和卖的单位的性质是什么。
初看起来，这种体制可能具有两种类型。我们可以或是假定只是在各种行业间存在竞争，而且每个行业视作只有一个企业；或是假定每一个行业中都有大量的彼此独立的企业，它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建议才能真正避免大部分反对中央计划的意见，但又会产生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耐人寻味。在其纯粹意义上，它们提出了私有财产在其一般和基本方面的合理问题。这样，问题就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而且对自己所管辖的生产手段也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决策。为什么对现存任何生产设备的使用总是应当与个人对这些设备所带来的利润与损失的兴趣相连呢？这里是否有什么决定性的原因？或者，这实际上不过只是个别的管理者——他在我们所讨论的体制中，担任行使财产权力的社会代表——是否会为公共目标恪尽职守或是去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
六
当我们详尽地论及这种体制的细节时，可能会给此问题最好的论述。但是这里有必要先表明，如果竞争具有令人满意的功能，那么它为什么必然会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过程而不停留在部分地重新引入的程度上。因此下面我们要以中央指导下完全集中，但又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和生产要素状况与其它行业展开竞争的产业为例进行讨论。这种例子超出了我们所主要关心的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它所采用的手段是，为特定产品设置一种那些提倡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制定计划的人希望用来使自由竞争的“混乱”状态“合理化”的垄断。这会产生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对于只能通过设置垄断才能使之有计划与合理化的行业，这种计划和合理化是不是总是符合社会的一般兴趣？或者相反，是不是我们无须假设这将导致资源的非经济使用，也无须假设设想中的经济以社会的观点看实际上是不是经济的？
理论上的争论表明，在普遍垄断的条件下，并无确定的均衡状态；因而在这种条件下没有理由去假设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很多人已接受这种观点。通过引用一位主要建立这种观点的大学者著作中的一段话，揭示它在实践中的真正含义，或许十分恰当：
“每个商业及工业部门都应该分别组成彼此独立的联合体，这已被视作经济中的理想状态。这幅图景倒是有几分吸引人；而且乍看起来，它在道义方面也并不令人反感；因为在那儿，人人都是垄断者，但却没人会成为垄断的牺牲品。然而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就会发现其中育一种对产业部门来说非常不公正的附带事件，即所有的商品价值不稳定，对其的需求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某类产品恐怕会批量甚大。”
“在那些受损于新制度的人当中，将会有尤其爱读本杂志的一类人。他们是研究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将会失去研究决定价格的条件这一职业。在此能够幸免的恐怕只有经验学派的经济理论家了，他们会在与其精神相投的混乱状态中兴旺发达。”
要不是现在研究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所探讨的秩序已不再存在，仅仅他们将会失去位置这一事实，恐伯就是唯一令大多数提倡计划的人满意的事情。由于人们能够用更一般的形式描绘同样的事实，因此，埃奇沃思所指出的价值的不稳定性，或者均衡的不确定性就决不仅仅扰乱了理论经济学家。这意味着，实际上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并没有将能使用的要素用至最佳境地的倾向，也没有在每个行业中将它们组合成使每一个要素的作用都不比用于其他地方时小的趋势。事实上流行的倾向可能是以下述方式调整产量，即不是从每种可利用的资源中取得上述那么大的收益，而是使能用于他处的要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及产品价值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这种致力于垄断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可利用资源最佳使用的状况，是获得权力去生产本身是“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垄断的世界上，一些生产要素未被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一定有全面减少生产的效应；但是，通过引起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非经济分配，它将必定有降低产量的作用。即使我们能够证明埃奇沃思所担忧的不稳定的程度非心小，但这依然是真实情况。其所达到的均衡，将是这样一种状况：只有一种稀缺“要素”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而这正可能是对消费者的剥削。
七
上述情况并非是按照垄断的方式普遍重新组织生产部门的唯一缺点。它所主张的只有经过垄断的产业重组才有可能实现的所谓“经济”，在经过更严密的检验后，被证明完全是浪费。实际上，在目前提倡各个行业都按计划生产的所有情形中，目标都在于处理技术进步的效果。有时候，某些人认为，依靠竞争无法引进最合乎需要的技术发明。而在另外的场合，有人又以竞争会强迫本来愿意继续使用旧设备的生产者使用新设备，从而引起浪费为理由反对竞争。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为了防范竞争后果所制定的计划，将会导致社会的浪费。
一旦人们已经使用某种生产设备，只要其使用成本（“主要成本”）低于以其它方式获得相同服务的全部成本，那么继续使用它就是合人心意的。如果它的存在妨碍引进更加现代化的设备，那么这便意味着，用更先进的方法生产产品所需的资源，能以另一种组合方式得到更为有利的利用。如果旧的和新的企业比肩并存，新的企业受到来自于落后工作方式的“残酷竞争”的威胁，这就可能说明：或者是，较新的方法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即它的引入建立在计算失误的基础或者本就不该这样做。在这种情形下，新方法的运用成本要高于旧的，纠正办法当然是关闭新工厂，即便它是技术先进的。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也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即尽管新方法的运用成本低于旧的方法，但它并没有低到在支付了旧工厂的使用成本价格后，其余额仍足以支付引进新工厂的利息及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形下，也会发生误算。新工厂本来就不该建，但是，一旦它建成了，使公众能够从这些已被误用的资本中至少能获得某些利益的唯一途径，是允许价格降到竞争的水平上，并且应当抵销部分新企业的资本价值。如果通过强制失闭旧工厂来人为地保持新工厂的资本价值，那么这简直意味着为了新工厂所有者的利益而向消费者征税，而这又没有以提高产品产量和改善产品质量的形式得到任何利益补偿。
所有这一切，在经常发生的情形中甚至会更加清晰：在这种情形下，从假若过去未建新工厂而现在兴建是有利的这一意义上讲，新工厂确实先进。但是，由于新工厂在价值膨胀之时建立起来，因而使企业面临财政困难，负债累累。象这样技术上非常有效率的企业，同时财政上又极度困难，在某些英国产业中，据说并非罕见。但是，通过压制来自于低技术企业的竞争，再企图保住资本价值，只会使生产者的价格保持在本不该有的高水平上，这只能对债券持有者有利。从社会的角度看，正确的道路应该是使膨胀的资本贬值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水平上，从而使来自非现代企业的潜在竞争具有有益的效果，就是说，使价格降到现时的生产水平上。时运不济时投资的资本家也许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但它显然符合社会利益。
为资本保值而作的计划，当其采取延缓新发明的引进这种方式时，其效果恐怕更为有害。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情况——能假定制定计划的权威具有较高的远见，并且比单个企业家更有资格来评断未来技术进步，进行一下概括（当我们有权力这么做时），那么，任何沿着这个方向的努力，都显然必定会使本来想做为消除浪费的手段，反成了事实上造成的浪费的原因。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其合理的预见力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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