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能够提供的服务过去在现有资源支出较少（即这些资源的其它可能的用途的牺牲较少）的情况下与过去可得到的服务相同，或者，它能提供更优的服务，而支出却没有等比例地提高，那么就会引进新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现有设备资本价值不可避免的跌落，决非社会的损失。如果它们用于其它的目的，其现在使用的价值的下跌低于其它地方所得的价值，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应该将这些资本转移。如果它们除了现在的用途别无他用，那么，只有作为一种信号，表明在完全将其放弃变得合理之前，由于新发明的引进，产品成本必须降低多少时，它过去的价值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对已投资的资本价值的保持，有兴趣的只是它的主人。在这些环境下，其所能做的唯一方式就是阻止其他社会成员具有新发明的优势。
八
人们也许会不赞同，对以争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责难是真实可信的，而对于其管理者负责指导价格使之正好收回成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性产业的责难就肯定不可信。的确，前面一节论述有点偏离主题，讲的是资本主义计划问题，但是这使我们能够不仅考察了通常与任何形式的计划都有关联的设想中的优越性问题，而且还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会伴随计划而产生的某些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稍后还要再讨论，但是此刻我们必须要再一次集中地讨论这一问题：实施行业垄断并不是为了取得最大利润，而是试图使这些行业的行为与存在与竞争的情况下相似。对于价格进行指导，使之正好收回其（边际）成本，是否会确实提供一种明确的行为准则呢？
对于这个问题，看来好像由于过分地专注于假定的静态均衡状况使得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提出这种特定解决办法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概念比根据现实生活中任何成本现象所得出的概念都要更为精确、更为确切。在广泛存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成本”一词的确育非常精确的含义。但是，只要我们离开广泛竞争的王国和其静止的领地去考虑这样一个世界：那儿绝大多数现存的生产手段都是不可能复制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在这样的世界中，由于要发生不断的变化，大多数较耐用生产设备的价值与其生产中所发生的成本很少有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而仅仅根据其可望在未来能给予的服务来决定；那么，已知产品的确切生产成本问题，是一个无法在单个企业或行业内所产生的过程的基础上给予解答的极其困难的问题。如果不先对使用相同机器设备的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作出假定，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通常被称为成本的因素，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成本要素。这些因素并未独立地转入价格，而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租金的东西，或是一种资本折旧限额，（它必然会增加或酌减可能成为准租金的资本化的价值），因此这种因素要依据将来可能通行的价格来确定。
对于竞争的行业中的每一个企业来说，虽然这些类似租金的费用取决于价格，但它在确定恰当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可靠性与必要性，并不比成本更少。相反，只有在这种方式下，才能考虑一些受到决策影响的可选择的目标。假设一些独一无二的生产设备，它们决不能用别的来代替，也不能在垄断行业以外使用，因而也就没有市场价格。它们的使用并不涉及任何独立于它们的产品价格之外而被决定的成本。但是，假使这些设备完全是耐用的，其损耗可快可慢，那么它的耗损与毁坏，在合理地决定恰当的生产规模时，必须算作真正的成本，这是确实无疑的。这不仅仅因为它们未来可能提供的服务必须要与目前更加集约地使用它们的结果相比较，而且因为，这种设备的存在节省了那些本要用来代替它而同时又有其它用途的别的一些要素的服务。这种设备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此根据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次好方法的牺牲来确定。而这些服务就必须被经济地利用，因为一些可选择的需要以不直接的方式依据于它们。但是，只有允许生产同一产品的其它可能方法的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影响价格时，它们的价值才能被确定。
众所周知，这里所引出的问题属于公共效用法则的领域。在缺乏真正竞争的条件下，如何模拟竞争的作用，以及怎样让垄断的主体负责将价格定在相当干竞争价格的水平上等等问题，在这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试图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正如最近r·f·福勒所指出的：这些努力必然会失败，因为，安装好的工厂被广泛地使甩，一个重要的成本要素：新工厂的利息和折旧，只有在已知产品价格时，才能确定。
人们仍然可能会反对，认为这种考虑也许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十分贴切；而由于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短期生产量时也不考虑固定成本，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就更有理由对它忽略不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假如有人试图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尤其要是由单个行业的管理看去做这件事的话，那么肯定会有必要为超出该行业总过程之外的替代资本作准备。并且，这种重新投入的资本的收益还必须至少要与在其它地方使用这些资本所得的收益相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样，在确定那种基于历史的状况（如有关设备过去的生产成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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