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不受什么损失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轻视拚杀。《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并非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应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蛮夷外族的习俗虽与我们礼义之邦有所不同，但希望能躲避危害，争取有利，爱护亲属，惧怕死亡，则与我们一样。现在，羌人丧失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逃到遥远的荒山野地，为自己的寄身之地而发愁，骨肉离心，人人都产生了背叛之念。而此时陛下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等待战胜羌人的机会。羌人虽未立即剿灭，然可望于一年之内结束战事。羌人已在迅速瓦解之中，前后共有一万七百余人投降，接受我方劝告，回去说服自己的同伴不再与朝廷为敌的共有七十批，这些人恰是瓦解羌人的工具。我谨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有益之处：九位步兵指挥官和万名官兵留此屯田，进行战备，耕田积粮，威德并行，此其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到肥沃的土地上去，使其部众贫困破败，以促成羌人相互背叛的趋势，此其二。居民得以一同耕作，不破坏农业，此其三。骑兵，包括战马一个月的食用，能够屯田士兵维持一年，撤除骑兵可节省大量费用，此其四。春天来临，调集士卒，顺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这是后世御敌的资本，此其五。农闲时，将以前砍伐的木材运来，修缮驿站，将物资输入金城，此其六。如果现在出兵，冒险而无必胜把握；暂不出兵，则使叛逆羌人流窜于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瘟疫、冻伤的灾患，我们则坐着得到必胜的机会，此其七。可以避免遭遇险阻、深入追击和将士死伤的损害，此其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崐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此其九。又不会惊动黄河南岸大部落而产生新的事变，增加陛下之忧，此其十。修建隍中的桥梁，使至鲜水的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经过如同经过自家的床头一般容易，此其十一。大费用既已节省，便可不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失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抉择！“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道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精锐，攻袭骚扰屯田兵卒和道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入思考后再次上奏。”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精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部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精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马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子儿女丢在其他部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交手；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出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出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内部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出，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处。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出塞，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点，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崐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进兵攻击，所以也同时批准，下诏命两将军与中郎将赵率部出击。许延寿出击羌人，招降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斩首及招降也有二千余人；而赵充国又招降了五千余人。汉宣帝下诏罢兵，只留下赵充国在当地负责屯田事务。
[6] 大司农朱邑去世。汉宣帝因他是个奉职守法的官吏，感到怜惜，下诏赐其子黄金一百斤，作为祭祀之用。
[7] 这一年，汉宣帝任命前将军、龙侯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8] 丁令国连续三年出兵劫掠匈奴，杀死及掳掠数千人。匈奴派遣骑兵一万余人前去攻击丁令国，但没有收获。
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
[1] 春季，正月，因有凤凰飞集长安，并有甘露降落，所以大赦天下。
[2] 夏季，五月，赵充国上奏说：“羌人部众和军队本约五万人，前后被斩首共七千六百人，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在黄河、湟水中淹死以及饿死的有五六千人，计算起来，剩下跟随其首领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现已归降的羌人首领靡忘等自己保证可以擒获这些人，所以我请求罢除屯田部队。”汉宣帝批准所奏。赵充国整顿部队返回。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前往迎接赵充国，对他说：“大家都认为破羌、强弩二将军率兵出击，多有斩获、招降，所以才使羌人败亡。然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羌人已到穷途末路，即使不发兵出击，也会很快自行投降。将军见到皇上时，应归功于破羌、强弩二位将军率兵出击，你自己并不能与之相比。这样做对你并无什么损失。”赵充国说：“我年岁大了，爵位也到头了，岂能为避免夸耀一时功劳的嫌疑而欺骗皇上！军事措施是国家大事，应当为后人立下榜样。我如不利用自己的余生专为皇上明白分析军事上的利害，一旦去世，谁能再对皇上说这些呢！”终于将自己的想法奏明汉宣帝。汉宣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免除辛武贤破羌将军职务，派其仍回酒泉太守原任。赵充国恢复了后将军职务。
秋季，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库共同将先零首领犹非、杨玉斩杀。羌人各部首领弟泽、阳雕、良、靡忘都分别率领煎巩、黄羝所属四千余人归降汉朝。汉宣帝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他人都被封侯、封君。开始设置金城属国，安置归降的羌人。
汉宣帝下诏命保举能够担任护羌校尉一职的官员。此时赵充国正在生病，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共同保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崐，急忙从病床上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任性，不能派他负责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的哥哥辛临众担任此职。”此时辛汤已拜受了护羌校尉的印信和皇帝符节，汉宣帝下诏，命改任辛临众。后辛临众因病免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再次保举辛汤。辛汤多次在酒醉之后虐待羌人，使羌人再度反叛，到底同赵充国预料的一样。辛武贤深恨赵充国，上书朝廷，告发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泄露中枢机密，赵被交付狱吏审讯，自杀而死。
[3] 司隶校尉魏郡人盖宽饶刚直清正，数次昌犯汉宣帝。此时，汉宣帝正注重刑法事务，信任由宦官担任的中书官。盖宽饶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说：“如今圣贤之道逐渐衰微，儒家经术难以推行，把宦官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易传》说：“五帝将天下视为公有，三王将天下视为私有。视为私有则传给子孙，视为公有则传给圣贤。”奏章呈上，汉宣帝认为盖宽饶恶意诽谤，将其奏章交中二千石官员处理。当时，执金吾认为：“盖宽饶是想让皇上将皇位禅让给他，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怜悯感伤盖宽饶忠直忧国，因议论国事辞不达意而遭文墨之吏诋毁陷害，于是上书为盖宽饶鸣冤说：“我听说，山中有猛兽，人们因此而不敢去摘采野菜；国家有忠臣，奸邪之辈因此而不敢抬头。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陛下亲属许、史两家的庇护，下无作为皇家近侍的金、张两家的支持；而身负监察职责，秉公行事，所以仇人多而朋友少。他上书陈述对国事的意见，却被有关官员弹劾，处以死刑。我有幸能跟随在各位大夫之后，身为谏官，不敢不说出自己的看法！”汉宣帝不听。九月，盖宽饶被交付狱吏审判。盖宽饶用佩刀自刎于未央宫北门之下。人们无不怜惜。
[4] 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率领十几万骑兵沿汉朝边塞进行围猎，企图侵入汉境掳掠。大军到达之前，正好有一个名叫题除渠堂的匈奴人逃到汉朝来归降，将此事报告汉朝，汉宣帝封他为“言兵鹿奚鹿卢侯”，并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骑兵四万余人屯驻于沿边九郡以防备匈奴。一个多月之后，单于身患吐血之病，因而不敢入侵汉境，于是返回，随即罢兵。匈奴又派题王都犁胡次等来到汉朝，请求和亲，尚未得到答复，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初即位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参加龙城大会后离去，颛渠阏氏告诉他单于病重，暂时不要远离。几天后，单于去世，掌权的贵族郝宿王刑未央派人召诸王前来，尚未到达，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将且渠都隆奇商议，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握衍朐单于是乌维单于的曾孙。
握衍朐单于即位后，凶恶残暴，杀死刑未央等人，任用且渠都隆奇，又将虚闾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全部罢免，用自己的子弟代替。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侯未能当上单于，逃到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本为康居、乌孙之间一个小国的国王，因多次受到侵略，便率其众数千人归降匈奴，狐鹿姑单于将自己弟弟之子日逐王的姐姐嫁给乌禅幕为妻，命其统领原来的部众，居住在西部地区。日逐王先贤掸的父亲左贤王本当为单于，而让位给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曾许诺将来再传位给左贤王，因而匈奴人大都说日逐王先贤掸应当做单于。日逐王平时就与握衍朐单于有矛盾，便打算率其众归降汉朝。他派人前往渠犁，与骑都尉郑吉取得联系。郑吉征发渠犁、龟兹等国五万人前往迎接日逐王率领的一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跟随郑吉来到河曲。途中有很多人逃亡，郑吉派人追杀了他们，于是带领日逐王等来到京师长安。汉宣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攻破了车师国，招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管车师以西的西域北路，所以号称“都护”。汉朝设置都护一职，即从郑吉开始。汉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郑吉于是在西域中部设立幕府，修筑乌垒城，离阳关二千七百余里。匈奴愈发衰弱，不敢与汉朝争夺西域，从此便取消统治西域的僮仆都尉。汉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如发生事变，则奏闻朝廷，能安抚则安抚，不能安抚便进行讨伐，从而使汉朝的号令得以颁布于整个西域。
握衍朐单于改立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5] 乌孙昆弥王翁归靡通过长罗侯常惠上书汉朝廷说：“愿以汉朝外孙元贵靡为继承人，希望能让他再娶汉公主为妻，结成两代婚姻，与匈奴断绝关系。”汉宣帝下诏命公卿大臣商议此事。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在极为遥远的地方，难保不发生变故，不能答应。”汉宣帝赞赏乌孙新立大功，又毅然断绝了与匈奴的老关系，便封乌孙公主刘解忧的妹妹刘相夫为公主，赐给她丰厚的嫁妆，命她嫁往乌孙，派常惠护送她到敦煌。尚未出塞，听说翁归靡去世，乌孙贵族共同依从原来的约定，立岑娶之子泥靡为昆弥王，号称“狂王”。于是常惠上书说：“希望将少公主暂时留在敦煌。”常惠赶到乌孙，责问为何不立元贵靡为昆弥王，并宣称，如不立元贵靡，则将少公主接回长安。汉宣帝命公卿大臣商议此事，萧望之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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