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有此类行径。龙伯高为人宽厚谨慎，言谈合乎礼法，谦恭而俭朴，廉正而威严，我对他既敬爱，又尊重，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为人豪侠仗义，将别人的忧虑当作自己的忧虑，将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他父亲去世开吊，几郡的客人全来了。我对他又敬爱又尊重，却不希望你们效法他。效法龙伯高不成，还可以做恭谨之士，正如人们所说的‘刻鸿鹄不成还象鸭’；若是效法杜季良不成，就会堕落成天下的轻浮子弟，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似狗’了。”龙伯高，即山都县长龙述；杜季良，即越骑司马杜保，两人都是京兆人。适逢杜保的仇人上书，指控杜保：“行为浮躁，蛊惑人心，伏波将军马援远从万里之外写信回家告诫侄儿不要与他来往，而梁松、窦固却同他结交，对他的轻薄伪诈行为煽风点火，败坏扰乱国家。”奏书呈上，光武帝召梁松、窦固责问，出示指控的奏书和马援告诫侄儿的书信。梁松、窦固叩头流血，才未获罪。诏命免去杜保官职，将龙述擢升为零陵太守。梁松由此憎恨马援。
到后来，马援征讨武陵蛮人，大军到达下隽。有两条道路可入蛮界：一从壶头，这条路近而水势深险；一从充县，这条路是坦途，但运输线太长。耿舒主张走充县，马援却认为那样会消耗时日和军粮，不如进军壶头，扼住蛮人咽喉，则充县之敌将不攻自破。两种意见上报朝廷，光武帝批准了马援的战略。于是汉军进兵壶头。蛮贼登高，把守险要，水流湍急，汉军舰船不能上行。适逢酷暑，很多士兵患瘟疫而死，马援也被传染，于是在河岸凿窟栖身以避暑热。每当蛮贼爬到高处擂鼓呐喊，马援便蹒跚跛行着察看敌情，左右随从无不为他的壮志所感而哀痛流泪。耿舒在给他哥哥好侯耿的信中写道：“当初我曾上书建议先打充县，尽管粮草运输困难，但兵马前进无阻，大军数万，人人奋勇争先。而如今竟在壶头滞留，官兵忧愁抑郁，行将病死，实在令人痛惜！前在临乡，敌兵无故自来，如果乘夜出击，就可以将他们全歼。但马援就像个作生意的西域商人，所到之处，处处停留，这就是失利的原因。现在果然遇到了瘟疫，完全同我预言的一样。”耿收到信后上奏朝廷，于是光武帝派梁松乘驿车前去责问马援，并就此代理监军事务。
正当此时，马援去世，梁松乘机陷害马援。光武帝大怒，下令收回马援的新息侯印信。当初，马援在交趾时经常服食薏苡仁，因为此物可使身体轻健，抵御瘴气。班师时，曾载回了一车。等到马援死后，却有人上书诬告他当初用车载的全是上好的珍珠和犀角。于是光武帝益发愤怒。
马援的妻子儿女又慌又怕，不敢将马援的棺柩运回祖坟，便草草葬在城西。他门下的宾客旧友，没有人来祭吊。马严和马援的妻子把自己用草绳捆绑起来，连在一起，到皇宫门口请罪。于是光武帝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他们方才得知马援的罪名，便上书鸣冤，前后共六次，情辞十分哀伤悲切。
前任云阳县令、扶风人朱勃前往皇宫门阙上书说：“我看见已故的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崛起，钦敬仰慕皇上圣明仁义，历经艰险，万死一生，在陇、冀两地征战。他的智谋如泉水一样喷涌不绝，行动如转动圆规一样灵活迅速。他用兵战无不胜，出师攻无不克。剿伐先零时，飞箭曾射穿他的小腿；出征交趾时，以为此行必死，曾与妻儿诀别。过了不久又再度南征，很快攻陷临乡，大军已经建立功业，但未完成而马援先死。军官士兵虽然遭受瘟疫，而马援也没有独自生还。战争有以持久而取胜的，也有因速战而败亡的；深入敌境未必就正确，不深入也未必为不对。论人之常情，难道有乐意久驻危险之地不生还的吗？马援得以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在北方出塞到大漠，在南方渡江漂海。他触冒瘟疫，死在军中，名声被毁，失去爵位，封国失传。天下不知他所犯的过错，百姓不知对他的指控。他的家属紧闭门户，遗体不能归葬祖坟。对马援的怨恨和嫌隙一时并起，马氏家族震恐战栗。已死的人，不能自己剖白；活着的人，不能为他分辩，我为此感到痛心！圣明的君王重于奖赏，轻于刑罚。高祖曾经交给陈平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军，并不问账目与用途，又岂能疑心那些钱谷的开销呢？请将马援一案交付公卿议论，评判他的功罪，决定是否恢复爵位，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光武帝之怒稍有消解。
起初，朱勃十二岁时就能背诵《诗经》、《书经》，经常拜望马援之兄马况，言辞温文尔雅。当时马援才开始读书，看到朱勃，他自况不如，若有所失。马况觉出了马援的心情，就亲自斟酒安慰他说：“朱勃是小器，早成，聪明才智尽此而已，他最终将从学于你，不要怕他。”朱勃还不到十二岁，右扶风便试用他代理渭城县宰。而等到马援做了将军并封侯的时候，朱勃的官位还不过是个县令。马援后来虽然身居显贵，仍然常常以旧恩照顾朱勃，但又卑视和怠慢他，而朱勃本人的态度却愈发亲近。及至马援受到诬陷。唯有朱勃能够最终保持忠诚不渝。
谒者、南阳人宗均任马援大军的监军。马援去世后，官兵因瘟疫而死的已超过半数，蛮军也饥困交迫。于是宗均同将领们商议道：“我们如今道路遥远，官兵染疾，不可以再作战了，我打算权且代表皇上发布命令招降敌人，怎么样？”将领们全都伏在地上不敢应声。宗均说：“忠臣远在境外，若有保护国家安全之策，可以专断专行。”于是假传诏旨，调伏波司马吕种代理沅陵县长，命他带着诏书进入敌营，宣告朝廷的恩德和信义，而自己率军尾随其后。蛮人十分震恐，冬季十月，他们一道杀死首领投降。于是宗均进入蛮贼大营，遣散兵众，命他们各回本郡，又委任了地方官吏，然后班师。蛮人之乱于是平定。宗均还没到京成，先自我弹劾假传诏旨之罪。光武帝嘉奖他的功绩，派人出迎，赏赐金帛，命他经过家乡时祭扫祖坟。
[5] 同年，辽西郡乌桓部落大人郝旦等率领部众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将乌桓各级首领封为侯、王、君长，共计八十一人，让他们移居塞内，分布在沿边各郡。并命令他们招徕本族之人，由官府供给衣服饭食。于是这些人便成为汉朝边疆的警哨，协助击讨匈奴和鲜卑。其时，司徒掾班彪上书道：“乌桓人天性轻薄狡黠，喜做强盗，如果长久放纵而无人统领，必将再度劫掠汉朝居民。只委派主持受降的低级官吏，恐怕不能控制他们。我认为应当再度设置护乌桓校尉，这必将有益于招抚外族，减少国家的边疆忧患。”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在上谷宁城重新设置护乌桓校尉，建立大营和官府，负责对鲜卑的赏赐、接送人质和每年四季的双边贸易等事务。
二十六年（庚戌，公元50年）
[1] 正月，光武帝下诏，增加百官的俸禄。千石以上的官吏，低于西汉旧制；六百石以下的官吏，高于西汉旧制。
[2] 开始兴建皇陵。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随葬之物，全都是陶人、瓦器、木制之车、茅编之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陵墓所在。文帝明了生死的真义，景帝能够遵从孝道，所以经历了天下大乱的变故之后，霸陵唯独有幸保全，这岂不是美事吗！现在设计的陵墓，占地不过二三顷，不起山陵，不修池，只令不积水而已。使陵墓在改朝换代之后，能与丘陇泥土成为一体。”
[3] 光武帝下诏，派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为南匈奴建立王庭，距五原西部塞八十里。汉朝使者命令单于伏地跪拜，接受诏书。单于犹豫片刻，于是伏地，自称臣属。跪拜完毕后，他命翻译告诉汉朝使者说：“单于新近即位，在左右群臣面前跪拜实在羞惭，希望使者不要在大庭广众中使单于屈节。”光武帝下诏，听任南单于进入云中郡居住。汉朝自此设置使匈奴中郎将，领军护卫。
[4] 夏季，南单于所俘虏的北匈奴左贤王带领旧部及南匈奴的五位骨都侯，共计三万多人，叛变北逃，在距北匈奴王庭三百余里处，自立为单于。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内讧，每天互相攻击，五位骨都侯全部死去，左贤王自杀，五位骨都侯的儿子们各自拥兵独立。
[5] 秋季，南单于派遣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光武帝下诏，赐给南单于官帽、腰带、印玺、车马、金帛、武器及日用什物。又从河东郡调粮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供给南匈奴。命令中郎将率领免刑囚徒五十人，跟随南单于，参与处理诉讼案件，并伺察动静。到了年底，南单于便派使者呈送奏书，护送做新人质的王子到汉朝。汉朝则派谒者将上一次充当人质的王子送回单于王庭，赐给单于和王后、左右贤王及以下官员彩色丝绸一万匹，每年如此，成为常例。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的流亡居民回到本土。汉朝派出谒者，分别带领免刑囚徒修补整治城墙。并遣送内迁中原的边疆居民回到各县，对返归的人全都赐给治装费，调粮供应。此时沿边城郭已成废墟，需要清除瓦砾，重新建设，于是光武帝对先前的徙民之举感到后悔。
[6] 冬季，南匈奴五位骨都侯之子率领部众三千人回归南匈奴，北匈奴单于派骑兵追击，将他们全部俘获。南匈奴单于发兵抵抗北匈奴，迎战失利。于是光武帝再次下诏，让南单于移居西河郡美稷县，命段彬、王郁留驻西河护卫。又命西河长史每年冬天带领二千骑兵、五百免刑囚徒协助中郎将护卫南单于，冬天屯驻，到夏天时撤走，从此成为常例。南单于移民西河郡以后，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协助汉朝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部落王全都率领部众为郡县巡逻侦察。北单于十分惊恐，送回了不少被掠走的汉朝居民，以表示善意。每当其突击部队南下南匈奴，经过汉朝的边塞亭燧，便致歉道：“我们只是讨伐叛徒日逐王而已，不敢侵犯汉朝居民。”
二十七年（辛亥，公元51年）
[1] 夏季，四月戊午（二十一日），大司徒玉况去世。
[2] 五月丁丑（十一日），光武帝下诏，命将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全都去掉，并将大司马改为太慰。将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隆即日罢免，任命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3] 北匈奴派使者到武威郡请求和亲。光武帝召集公卿在朝堂商议，决定不下。皇太子说道：“南单于新近归附，北匈奴害怕遭到讨伐，所以倾耳听命，争着要归顺汉朝。如今我们没能为南匈奴出兵，却反与北匈奴交往，我担心南匈奴将生二心，而想要投降的北匈奴也不会再来了。”光武帝赞同这一见解，告
[4] 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究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5] 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
[6] 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宠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二十八年（壬子、52）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
[1] 春季，正月己巳（疑误），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将鲁国并入东海国。光武帝认为东海王刘强去就有礼，所以对他特别优待，加大封国，食封二十九县，并赐予虎贲武士、骑兵仪仗，以木架钟磬设礼乐，同帝王相仿。
[2] 夏季，六月丁卯（初七），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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