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4] 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5] 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6] 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 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 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 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 ；� ；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子嗣，封国灭绝。
[12]擢升太常黄琼为司空。
[13]桓帝想要褒奖和尊崇梁冀，命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讨论有关礼仪。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德，应该比拟周公，赏赐给他山川、土地、以及附属于他的小封国。唯独司空黄琼提出异议说：“梁冀以前因亲自迎立桓帝的功劳，已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而且，他的儿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的封国都是用食邑的户、县数为标准，而不以面积大小为限，所以，梁冀可以比拟邓禹，赏赐给他共合四县的食邑。”桓帝批准。当时，有关官吏上奏：“梁冀入朝之时，可以不必小步疾行，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拜见皇帝时，礼宾官只称他的官衔，不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加封定陶县、阳成县余下的全部户数，连同以前封的两县，使食邑增为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色丝织物、车马、衣服、住宅，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的元勋。每次朝见皇帝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另设一个专席。每隔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台事务。并把这项殊荣，布告天下，作为万世的表率。”可是，梁冀还认为有关官吏所上奏的礼仪太轻，心里不高兴。
[1] 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侯、将输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下使我诛建耳！”输不听，上楼斩敬，县首于市。输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帝不听，徵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令自斩输；时输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2] 丙辰，京师地震。
[3] 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4]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5] 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6]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癸巳、153 ）
[1] 春，三月，丁亥，帝幸鸿池。
[2]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3] 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4]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大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才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输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5]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6] 武陵蛮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
[7]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围屯田，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余民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从百余骑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严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陈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更立阿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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