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八邵陵厉公下嘉平五年（癸酉、253 ）
[1] 春，正月，朔，蜀大将军费与诸将大会于汉寿，郭循在坐；欢饮沈醉，循起刺，杀之。资性泛爱，不疑于人。越太守张嶷，尝以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待信新附太过，宜鉴前事，少以为警。”不从，故及祸。
[2] 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3] 王昶、丘俭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师弟安东将军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新兴、雁门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4] 光禄大夫张缉言于师曰：“恪虽克捷，见诛不久。”师曰：“何故？”缉曰：“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死，得乎！”
[5] 二月，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恪遂有轻敌之心，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恪命扶出。因著论以谕众曰：“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伟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鉴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
丹阳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按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6] 夏，四月，大赦。
[7] 汉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每欲兴军大举，费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及死，维得行其志，及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
[8] 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诸将或谓恪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五月，还军围新城。
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大将军师问于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可，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师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丘俭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陈泰进至洛门，姜维粮尽，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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