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刻责而肆为无礼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诗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数十日之生之多者，盖谓其死非殉难，不能择于泰山鸿毛之辨也。呜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报之之符也。案季重卒于丙戌，在鲁王航海之后，所云顺治初者盖当甲申乙酉间，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国论已定，惟乡评尚在疑信间，观此则知其女已有违言，无待清议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见耳。”乙丑至己巳前后五年矣，李莼客的意见似又大动摇，这回却是信王而不是信全罢了。不过他又非意识地着一语去说明所谓顺治初日，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天下最不上算的事是骂人，因为正如剃头诗那么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令人有一何其报之之符之叹。我们如仿照道学文人做史论专事吹求的办法，即可以子当死孝的道理去责备映然子，又可以根据秦中已奉正朔的话去忠告王山史，骂别人不殉难而自己称顺治初，也很可笑。王氏的随笔《山志》在好些年前曾经一读，印象很不好，觉得道学气太重，虽然我平常对于明朝遗老多有好感，但有程朱派头的就不喜欢，顾亭林亦尚难免，王山史更是不行了。今读《甲申之变论》的一小部分，正是与从前同样感觉，此种胡氏《管见》式的史论真是不敢请教也。
谑庵以臣而非君在古礼法上或不可恕，这是别一问题，我只觉得论明之亡而追咎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实是极正当的。中国政治照例腐败，人民无力抵抗，也不能非难，这不但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所不许可的，到得后来一败涂地，说也没用。明末之腐败极矣，真正非亡不可了，不幸亡于满清，明虽该骂而骂明有似乎亲清，明之遗民皆不愿为，此我对于他们所最觉得可怜者也。谑庵独抗词刻责，正是难得，盖设身处地的想，我虽觉得他的非难极正当，却也未必能实行，非惧倪无功王山史，正无此魄力耳。张宗子杜补堂均谓谑庵素以谑浪忤人，今乃知其复以刻责忤俗，此则谑庵之另一可佩服之点也。
（廿五年二月十日，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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