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波震于下者。”论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就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东晋的文学创作，则由于玄风的影响，“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总结这些情况，说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王政的得失、社会的动乱以及学术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刘勰对这方面的认识虽然未能抓住社会现实中最本质的东西，但不仅上述事实基本正确，对于说明情与物的关系，也是有力的。总的来看，以上两个方面说明，刘勰认识到文学创作不是主观臆造，作者抒写的情志，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来自外物，受制约于外物，这就应该说是唯物的观点。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观点在《文心雕龙》中，并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除《时序》、《物色》两篇作了集中的论述外，它如《明诗》、《诠赋》、《神思》、《比兴》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都和这种观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分论各个问题时还要讲到，这里就不加细说了。 以上讲“情以物兴”。表达在作品中的“情”既然来自客观的“物”，自然通过“情”，就可看到客观的“物”；也就是说，作品可以反映客观事物。所以，刘勰在《诠赋》中称这方面为“物以情观”。刘勰对这方面虽没有专篇论述，散见于各有关篇章的也不少，并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如肯定《楚辞》的“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辨骚》）；说晋宋时期的作品能“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物色》）；甚至可以通过写得“精之至”的作品“觇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乐府》）。从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或看出一个国家的士气、盛衰，可能这种具体说法有所夸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反映到作品中的“物”，并不是纯客观地摹物状形，而要通过作者主观的“情”。而这种“情”又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上自王政得失，下至风衰俗怨有一定联系。但这必须要写得“精之至”的作品，才能反映出来，不真实的，虚情假意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刘勰极力反对“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之作，）批判“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情采》）之制。所以，他一方面主张“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要存其“真宰”（《情采》），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注意到要“象其物宜”（《诠赋》）；“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从而写出“情貌无遗”（《物色》）的作品。要能做到这点，就必须“触物圆览”，对所写事物作全面的观察了解。刘勰对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多，仅以《物色》篇来看，就一再讲到“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等等。这已从物色对文学创作总的作用，怎样深入细致地观察景物，到创作构思中情和物的交织情形等不同角度，说明了物色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本篇“赞”辞所说：只有“目既往还”，才会“心亦吐纳”。没有对客观事物的接触，主观空虚的“心”是吐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从文学创作来自现实和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来看，刘勰的认识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他的文学思想的主导面，应该说是唯物的。有的同志对这些根本问题视而不见，却抓住某些只言片语，大做文章，虽有精解宏论，也不过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无补于说明实际问题的。
（五）
认为刘勰的思想以唯心为主，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的同志，主要根据是《原道》篇，这就有必要讲讲《原道》的问题。
最近有一篇论《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的文章64，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反动”的、“极端唯心”的，刘勰所说的“道”，“也就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天经地义’之‘道’了”。不过，除了一大堆高帽子，并未说明其“唯心主义”的“本质”究在何处。也有一些理由，但和是否“唯心”多不相干。如说《文心雕龙》除前后各五篇外，“前二十篇是分论文章体裁，后二十篇是分论写作技巧（所以他把本书称作《文心雕龙》）。就凭这一点来说，他这种偏重形式的文章理论，也是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的谬见的”。分论文体和写作技巧，与唯心主义有何必然联系？即使“偏重形式”，又从何能判断他“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这样的论证还有，不必多举。关于“道”，论者认为：“由于他主张文章必须‘宗经’，‘经’原于‘自然之道’，因而他必然要提出‘因文以明道’也就是后来所谓‘文以载道’的反动主张。”且不说“自然之道”和“文以载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奇怪的是这种论证方法：论者明明引出刘勰的原话是“圣因文而明道”，却一变而为“因文以明道”，再变而为“文以载道”，中间还跳过了首先提出“文者以明道”的柳宗元65，他却是公认的唯物论者。问题在于：“圣因文而明道”不能改为“文以明道”66。原话的句意是“圣因文——而明道”，并不是“圣因——文以明道”。至于宋代理学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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