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文体中，如《史记》、《汉书》中的部分传记，却是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因此，刘勰一方面采取当时的一般说法，按有韵文和无韵文来区别“文”、“笔”；一方面并不重“文”而弃“笔”，却是“论文叙笔”，对两大类全面加以总结。这也说明，刘勰对当时已有各种文体全面加以探讨，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他明明采用“文”、“笔”之分来“论文叙笔”，自然是认识到这种区分有一定好处，也自然是接受了“文”、“笔”两大类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新认识；这就说明，他仍然要“文笔”两类全面论析，并非对文学和非文学毫无认识，而是为了全面总结古代各种文体，并从中提炼出有益于文学创作的理论，而为他的“割情析采”部分打好基础。
“论文叙笔”的具体内容，《序志》篇讲到四个方面：一是“原始以表末”，就是叙述各种体裁的起源和演变；二是“释名以章义”，就是解释各种体裁的名称，并说明其意义；三是“选文以定篇”，就是从各种文体中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论；四是“敷理以举统”，就是总结各种体裁的写作法则及其特点。下面就以《明诗》篇为主，联系其他部分篇章，来具体说明刘勰是怎样通过这四个方面来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的。
（一）“原始以表末”
《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未年，这种记载很难说完全可靠，但从其所记初民操牛尾载歌载舞的情况，以及八首歌词大都与原始的生产斗争有关来看，虽然不是葛天氏时的产品，至少是反映了人类进入农业生产初期的歌舞情况。刘勰对最早的诗歌，就追溯到“葛天氏乐辞”。文学起源于劳动。《吕氏春秋》所载“葛天氏之乐”，也反映了原始歌舞和生产劳动的密切关系。但这是刘勰并未认识到的。《明诗》篇只简单讲到：“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而对于诗歌的起源，仍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观点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思想感情的人，感于物而咏其情志；用这种观点说明一般诗歌的产生是可以的，但用来说明诗的起源，就没有力量了。
对于文学的起源及上古传说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这是刘勰所无力作出正确解释的。不仅对“葛天氏之乐”，对其后的黄帝、唐、虞、夏、商、周的诗歌创作，他都只能根据一些不可靠的记载，作极其简略的叙述。汉以后的诗歌创作情况，《明诗》中开始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重点是探讨五言诗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概况。刘勰从《沧浪歌》、《邪径谣》等古代歌谣，讲到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再论述其后各个时期五言诗创作的变化情况：由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的创作风气，一变而为正始时期的“诗杂仙心”，再变而为西晋时期的“稍入轻绮”，三变而为东晋诗坛的“溺乎玄风”，四变而为宋初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出现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诗风。这些情况，基本上概括了这几百年诗歌发展的概貌。
对其他文体，刘勰都按不同情况，分别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如《辨骚》篇论骚体，从屈原的《离骚》开始，一直讲到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创作情况。《诠赋》篇论赋体，则追溯其源于“六义”中的“赋”。“赋、比、兴”的“赋”，主要是诗的一种表现方法，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还不是一回事；但以铺陈直叙为主的赋体，在表现方法上和赋、比、兴的“赋”是有一定联系的。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81刘勰认为辞赋源于“六义”之一的“赋”，也指赋是诗的发展变化，所以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字于《楚辞》也。”到荀子的《赋篇》、宋玉的《风赋》、《钓赋》等，才正式有了“赋”的名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接着又论述了汉以后大赋和小赋的演变情况，一直讲到晋代郭璞、袁宏等人的作品。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源始，除大都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外，还认为总出于儒家的五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诛、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宗经》）这种说法，自然很勉强，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我国古代尚存最早几部文献，都被儒家奉之为经，并为汉以后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各种文体的产生虽各有其具体的情况，但或多或少受到五经的一些影响也是事实。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刘勰缺乏审核史料的能力，不可信的论述确是不少，但由于他总是掌握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丰富资料，勾画了各种文体发展演变的大概轮廓，这对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古代文体，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释名以章义”
《明诗》篇对“诗”的解释，首先引《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又引《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话加以印证，然后给“诗”下了这样的定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情”和“志”有一定联系，但在先秦时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诗言志”的“志”，主要指表达人的正当的志向或抱负。“情”则指较为广泛的思想感情。所以，“诗言志”的实际运用，在先秦时期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作诗，还常指“说诗”。从创作上来看，“志”比“情”的含义就狭窄得多。从汉代开始，就逐渐由“情”、“志”并称，到单讲“诗言情”。《毛诗序》就是这一过渡的标志。它既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讲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等。到刘歆，就开始单讲“诗以言情”了82。魏晋以后，如陆机《文赋》强调“诗缘情而绮靡”等，讲“言情”的就更多了。这就正如和刘勰同时的裴子野所说，当时的诗歌创作：“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83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强调吟咏情性，是和儒学在魏晋以后走向衰微有关的，是和魏晋以后的诗人们抛开六艺而大胆“言情”有联系的。这就是刘勰“情”，“志”并重的背景。
除《明诗》篇所讲，诗歌创作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外，《情采》篇既强调“为情而造文”又主张“述志为本”，《附会》篇更主张“必以情志为神明”，都说明刘勰是“情”、“志”并重的。不过，刘勰所说的“情”和“志”并不是两回事，他这种说法，可以用孔颖达疏《左传》的后来解释：“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84这就是说：当作者“睹物兴情”而要表达其“情”时，必须对“情”有一定的要求，而不能“任情失正”；要“情欲信”、“情深而不诡”，或“义必明雅”等等。刘勰在《明诗》篇说他训“诗”为“持”，正合孔子“思无邪”的意思。这就说明：“情”和“志”通过“持”这个要求商得到统一；能“持人情性”这“情”，就合于诗的要求，就和“诗言志”的“志”一致。刘勰对“诗”的以上解释，反映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就是能“顺美匡恶”，对封建政教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样，他兼取“诗言志”和“吟咏情性”二说，既吸收了汉魏以来对诗歌认识的新发展，容许诗歌创作的内容有广阔的天地，又有避免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中虚情假意、诡滥失正的倾向的意图。《情采》篇说，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创作，才是“为情而造文”，才符合“述志为本”的基本要求。这种“情”和“志”，就完全是一致的了。由此可见，刘勰对“诗”所作“情志”并重的解释，虽有一定的保守因素，在当时还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对其他文体，刘勰也是这样根据传统观点和他自己的理解，分别作了不同的解释。如：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诠赋》）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赞》）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史传》）
这些例子说明，“释名以章义”，主要是用训诂的方法，解释各种文体名称的意义。其中不少解释是比较牵强的，有的不免陈腐（如对“颂”的解释）。作为文体的定义来看，就还很不周密和准确。不过，他不仅能用很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各种文体的主要特征，而且还不乏新见解。在刘勰之前，还没有人对各种文体名称做过全面的解释工作，刘勰能提出一些初步的解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后世论文体者，如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直到晚清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对文体名称的解释，很多都是根据或引用刘勰的解释。
（三）“选文以定篇”
这部分是和“原始以表末”结合起来讲的。两部分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但“原始以表末”侧重在探讨文体的发展演变；“选文以定篇”则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明诗》中论及作家作品甚多：汉代有韦孟、枚乘、李陵、班婕妤、傅毅、张衡等人，建安及三国时期有王粲、徐幹、应玚、刘桢、曹丕、曹植、何晏、嵇康、阮籍、应璩等人，晋代有张协、潘岳、左思、陆机、袁宏、孙绰、郭璞等人，最后讲到宋代山水诗的创作情况。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有些人的作品靠不住，如传为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五言诗，是后人伪托的；有些应该论及的重要作家，如曹操、蔡琰、陶渊明等漏掉了；有的评价不当，如说汉代古诗（指《古诗十九首》）是“五言之冠冕”；用“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等来称道建安诗歌也不够确切。但本篇仅用八百多字的短小篇幅，把先秦以来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情况，画出一个鸟瞰式的轮廓，大力肯定了建安风力，而批判了何晏等人的“浮浅”、西晋诗人的“轻绮”和东晋“崇盛亡机之谈”的玄言诗，这些都是对的。
此外，如《诠赋》论辞赋的发展情况，除概论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外，还列举两汉十家的代表作品作了具体评论。如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繁类以成艳”；贾谊的《鵩鸟赋》是“致辨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穷变于声貌”；班固的《两都赋》“明绚以雅赡”等。最后又讲到魏晋各主要作家如王粲、徐幹、陆机等人在赋的创作上取得的不同成就。
《明诗》和《诠赋》两篇，是刘勰“选文以定篇”的两种基本方式：《明诗》以论作家为主，《诠赋》以评作品为主；更多的是作家与作品相结合，通过一定的评论，从而反映出各种文体的创作在历代所取得的成就。这部分既可以当做分体的文学史来看，也是刘勰作家作品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论及不少作品早已失传，有的作家仅仅因为刘勰在这部分有所论述，我们今天对他才能略有所知。因此，这部分还具有保存史料的一定作用。
必须看到的是，刘勰对各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不当之处是很多的。如认为《楚辞》中有关神话的描写，是“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等（《辨骚》），说崔瑗的《七厉（苏）》“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杂文》），都表现了刘勰的儒家偏见。又如对乐府的论述，忽略汉魏民间乐府在这种文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就使刘勰对文体的演变，也难作正确的论述。
（四）“敷理以举统”这是刘勰“论文叙笔”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对这个方面，是企图从历代各种体裁的创作情况中，总结出各种文体写作上的特点，探讨前人的写作经验。因此，这部分不仅是为刘勰的全部理论打基础，它本身也表达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许多理论见解。《明诗》篇说：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拟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
刘勰对四言诗所总结的基本特点就是“雅润”二字，五言诗的基本特点就是“清丽”二字。这也反映了刘勰对诗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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