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衔华而佩实”的文学作品。
本篇在论“研术”之前，还讲了一个“文笔”问题。论“执术驭篇”的《总术》，为什么要先讲“文笔”问题呢？黄侃的看法是对的：“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乃言文体众多。自此以下，则明文体虽多，皆宜研术，即以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不可轻。”但又说：“彦和他篇，虽分文笔，而此篇则明斥其分别之谬。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133其后，郭绍虞、罗根泽等，也认为刘勰此篇是反对“文笔”之分134。如果此篇真是“明斥其分别之谬”，刘勰又明明采用了“文笔”之分，这是不是他自相矛盾呢？从全书组织之严密、立论之精细来看，这样大的疏忽是不可能存在的。
《文心雕龙》从《辨骚》至《书记》的二十一篇，明明分为“文”、“笔”两大类，《序志》篇又特意说明他对这二十一篇是“论文叙笔”；其他不少篇中，也常常“文笔”并提。如《风骨》“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章句》“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甚至对文体特点的论析、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常由“文笔”的区别着眼。如《奏启》“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声律》“属笔易巧”、“缀文难精”，《才略》“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刘勰并不是“文笔”之分的反对者，而是见诸实际行动的支持者、推广者。既斥其谬，却又如此大量运用，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侃所举：“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几句并无反对“文笔”之分的意思，最多只能说明：刘勰认为儒家经典兼有“文”、“言”，不应分儒经为“文”与“言”。刘勰尊五经为一切“文”、“笔”的总源头，自然不存在“文”、“笔”之分的问题，这和晋宋以后“别目两名”并不矛盾。“文以足言”四句以下的话，就全是驳颜延之的“文”、“笔”、“言”三分法了。颜延之认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刘勰所反对的只是这种说法。郭绍虞认为“经典则言而非笔”的说法才是“根本分歧的地方”，这是对的。刘勰认为经典是典奥不刊的，不能用“言”、“笔”来辨其优劣。但这和是否反对“文”、“笔”之分无关。这就说明，《总术》所论，和全书的“论文叙笔”等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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