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纷起效仿，开始拍别的“西部片”。这部8分钟的影片十分受欢迎，成了全纷纷出现的“五分钟影院”标准的开幕节目。
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些影片不道德，对孩子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因此，1907年，纽约市内所有的“五分钟影院”曾一度被关闭，电影审查开始实行并在美继续了许多年。
爱迪生见电影业有利可图，决心不让别的公司染指。这时，“专利权的战争”仍未停止，爱迪生的律师仍在继续进行诉讼，直到1907年10月，在芝加哥连未侵犯爱迪生专利权的影片实际上也被禁止上映。他最终取得了基本的专利，暂时得胜了。他迫使一些竞争者与其联合组成一家企图成为垄断企业或卡特尔的新公司，并想以此来控制电影在美的生产和发行。新公司取名电影专利公司。伊斯曼·柯达曾一度参与了这项计划，拒绝向那些不交纳执照费的制片人出售胶片。
爱迪生“托拉斯”的企业联合组织，实际上是给美电影界加上了一个严格的控制，参加的制片商每洗印一英尺的拷贝须缴付半分钱给托拉斯；发行商每年须交纳5000美元的执照费；一个放映商每星期要交付5块美元。这些收入给托拉斯每年带来了将近100万美元的利益，而这种贡金的根据不过是因为爱迪生的实验室在1889年至1894年这段期间发明了所费总共也不到2万美元的东西而已。
爱迪生在纽约建造了一座很大的摄影棚。当时寻找演员、舞台工作者以及能策划、指导电影生产的人十分容易。1907年，格里菲斯就是作为一名演员和作家受雇在此工作的。
此时，为美电影的初兴时期。在1905年年初，美只有10家电影院，但到1909年底，电影院已增加到近1万家。当时，法的电影院数目只有二、三百家，在世界其他家总共也不会超过二、三千家。一个巴黎制片人，如果在法只能够销出10部拷贝，而在美却可以销掉200部，在世界其他各地一共也只能销掉50部。
1908年以后，爱迪生的电影托拉斯似乎已取得胜利。美爱迪生托拉斯的组成使欧洲大为震动。英制片商联合会首先发出呼吁，在一年当中，在当时的电影工业的中心巴黎，召开了几次筹备会议。以后，美托拉斯事件逐渐变成次要。爱迪生要制造真正“会说话的电影”的梦想只差声音就成为现实了。爱迪生继续研究着调和声与影的问题。这次表演是新世纪开始之际在奥兰治乡村俱乐部举行的，来客是他的一些邻居。当客厅里架起银幕时，人们还看不出会有什……
[续七让电影走出实验室上一小节]么改进。接着，银幕上出现一位身穿夜礼服的人举起了双手。观众看到他的双微动，像是要说话的样子，声音立刻传进了他们的耳朵，而且形与声配合得很好。接下去，一位姑娘用小提琴演奏了《安妮·劳莉》，另一个女人唱起了《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
一位观众说：“讲演者将一瓷盘摔在了地上，你不仅能听到落地时的破裂声，还能听见碎片溅开时发出的细微动静；一名号手出现在银幕上，吹起了起号；哨声响了……狗被领了出来，就在它们争先恐后地登上银幕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狺狺的狂叫声。内容还不止于此，有诺曼底的钟声与场景，有政客演讲与背后提台词的声音与画面。”人们还看到了维迪的“悲凉”，最后是以“星条旗永不落”收场。
尽管这次表演获得了成功，爱迪生最后还是放弃了“有声电影”的研究，转到了其他项目。他对此曾有一段解释：“在我的任务中，声与形的同步问题是其中最简单的。最困难的是使留声机放出的声音传到一定距离，而且不能把它放在放映机的视焦范围之内。让我来做个比较你就知道这是个多么困难的问题了——如果你站在留声机一米远的地方测定的音量为一百，那么到两米远的距离音量就是二十五了。”
这种方法不能成功，爱迪生又做其他的试验。这就是使用字幕。爱迪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实验字幕的情况：“我们常常使用跑表在不同类型的观众中试验字幕效果，以使确定出一种合适的字幕延续时间，使人们都能看清字幕的内容。我们选择的对象有孩子、老人、职员、技工、商人、个劳动者、家庭妇女等，对他们使用不同字数的字幕进行试验。最后发现，当我们一次打出七、八个单词时，许多人都不能得出连贯的印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发。”
对于电影在教育方面的用途，爱迪生也作了探索。他写道：“对于摄像机在教育界如何发挥作用，我有过闪光的梦幻——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直接向人们传授他们应该了解的知识。
“打动我最厉害的思想，就是电影对于视觉教育所供献的一个新机会。我脑里没有想到一种新娱乐工业的基础，只想到创造一种训练上的新媒介物。我时常感觉到——这种思想今日感觉得厉害——我们公立学校制度上的教科书，异常地不适宜。
“我敢说，大部分的教科书，只有30%的效率——有些比这还要低。他们想要把世界上一件最密切最重要的事业标准化——这就是教育事业。他们不独从教育里面把人格的、个的原素抛弃了，而且把他们所要教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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