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简史

　　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曾在英国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现任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并在牛津大学教授人类进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并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卫报》撰稿，著有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Astley Paston Cooper）的传记《挖掘死者》（Digging up the Dead）。

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说：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享年33岁。 普林尼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墓志铭：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华盛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 乔治·奥威尔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一种新药链霉素奋战，他躺在病床上说：我觉得使用这种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这种有效药物的副作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即便到了20世纪，医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教导和未经检验的谬误传统，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同时也是与谬误的抗争。《药物简史》考察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的一系列经典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背后，都是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奎宁与英国人——1651年，奎宁正式进入《罗马药典》，是药典中为数不多的有效药，风靡全欧洲，不过英国却是个例外。有人发烧，服用了奎宁之后，死掉了。英国人认为这是“天主教的阴谋”，这种药就成了非法药物。塔尔博特偷偷引进了这种药物，加上玫瑰叶、柠檬汁和混合各种原料的葡萄酒组成一种“神秘药方”。他的推销大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请他为医师，并且赐给骑士爵位，并让他透露到底是什么药物这么有效。那医生回答：耶稣会士树皮（英国人对奎宁的称呼）。查理二世大为惊骇：这药早就已经明确禁止使用，为什么以前害人的药物，现在这么有效呢？那医生回答：这种药的效果只有国王才配消受。抗生素的革命——19世纪后期，化学家发现把从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涂在植物或动物组织上，染料会将纤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顺着组织运动，进入各个器官。埃尔利希凭借这种方法弄清楚了血清的功能，里面具有某种“抗体”，像“魔法子弹”一样对病菌进行打击。细菌表面存在与人体细胞不一样的接收器，如果能让毒素进入这些地方，就能在不杀死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细菌。化学家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这才开始了乙酰丙胺（退热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二醋吗啡、百浪多息、盘尼西林、沙利度胺（反应停）等一系列经典药物的传奇故事，以及赫希斯特、默克、法本、拜耳等庞大的制药公司的崛起与药物生产和监管背后药效评估方法的革新和法律、伦理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