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15］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1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8页。
［17］ 又见本书第1章有关段落。
［1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425页。
［19］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471页；《明史》[41]，129，第3799—3803页。
［20］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页。
［21］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1467页，《明史》[41]，第7314—7315页。
［22］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7316页。
［23］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七修类稿》，第117—119页。
［24］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129，第7414—7415页。
［25］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页。
［26］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718页；《明史》[41]，130，第3818——3820页。
［27］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28］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页。
［29］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91页。
［30］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1280页；《明史》[41]，126，第3748—3751页。
［31］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1293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5—17页。
［32］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年），3，第16—17页。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7月），第65—102页。
［33］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15页。
［34］ 《明史》[41]，116，第3560—3565页有关于朱樉和朱?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365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35］ 《国榷》，[498]，4，第415—416页。
［36］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页。
［37］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页。
［38］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5]，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年3月），第36页。
［39］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年8月），第1—15页。
［40］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页。
［41］ 陈鹤：《明纪》[53]（1871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年），3，第134页。
［4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页；《国榷》[498]，4，第428—431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载《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页。
［43］ 《明会要》[364]，1，第152—153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54—3955页。
［44］ 《国榷》[498]，4，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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