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7页。
［33］ 《大诰三编》[391]，第360—363页。
［34］ 《大诰三编》[391]，第327—330页。
［35］ 传记见《明史》[41]，282，第7224—7225页。
［36］ 谢应芳：《龟巢稿》[229]（约在元末；重印于《四部丛刊》，第3集第37卷，上海，1936年），8，第13页；见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学统制术》[361]，载《中国学人》，3（1971年），第40页。
［37］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558页；《明史》[41]，147，第4115—4122页。
［38］ 《国榷》[498]，第684—686页。
［39］ 黄章健：《〈大明律诰〉[2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35年6月），第77—101页；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155—207页。
［40］ 《明通鉴》[210]，1，第45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1（布鲁塞尔，1956—1959年），第77、115页；《国榷》[498]，9，第673页。
［41］ 《国榷》[498]，9，第673页。
［42］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0—354页。
［43］ 《国榷》[498]，9，第688页。
［44］ 《国榷》[498]，8，第67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81页。
［45］ 《国榷》[498]，9，第690页。
［46］ 叙的日期是洪武二十年阴历十二月（1388年1月10—2月7日）；《武臣大诰》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附录，第1—44页，这个文本显然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印刷版的20世纪初的手抄本。见张伟仁编：《中国法制史书目》[43]（台北，1976年），1，第134页。《明朝开国文献》的编者关于此文本的出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谈迁定此《大诰》的日期为1388年8月16日。见《国榷》[498]，9，第689页。
［47］ 《明纪》[53]，5，第10页。
［48］ 《明通鉴》[210]，1，第467页；《明纪》[53]，5，第16页；《明通鉴》[210]，1，第47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1页。
［49］ 《国榷》[498]，9，第700页。
［50］ 《明纪》[53]，5，第18页；《明通鉴》[210]，1，第476页。
［51］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2—3863页。
［52］ 《明史》[41]，116，第3570页。
［53］ 《明纪》[53]，5，第18页；《明史》[41]，116，第3573页。
［54］ 《明史》[41]，117，第3579页。当他于1385年和1390年间在凤阳时，他聘请了金华学者苏伯衡（1329—1392年？）为顾问；当他就国于成都时便与苏伯衡的朋友和宋濂的弟子方孝孺（1357—1402年）有往来。关于苏伯衡，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14—1216页；《明史》，285，第7310—7311页；关于方孝孺，见《明人传记辞典》，第426—433页；以及《明史》，141，第4017—4020页。
［55］ 《明通鉴》[210]，1，第479页；《明纪》[53]，5，第19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116页。
［56］ 《国榷》[498]，9，第705页；《明纪》[53]，5，第19页；《明史》[41]，116，第3574—3575页。
［57］ 《国榷》[498]，9，第707页；《明纪》[53]，5，第20页。
［58］ 《国榷》[498]，9，第708页。
［59］ 《国榷》[498]，9，第716页。
［60］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1—3862页。
［61］ 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55—3856页。
［62］ 传记见《明史》[41]，138，第3974页。
［63］ 《明纪》[53]，6，第7页；《国榷》[498]，第734—735页；传记见《明史》[41]，149，第3998—3999页。
［64］ 《明纪》[53]，6，第2、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93—94页。
［65］ 〔明纪〕[53]，6，第5页。
［66］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7—404页。
［67］ 《明通鉴》[210]，第48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285页。
［68］ 《国榷》[498]，9，第724页。关于《大明律稿》是出诸多手编纂的问题，看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第77—101页；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606]，载《学习与思考》，5（1981年），第50—54页。
［69］ 关于这个问题的彻底讨论，见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高丽灭亡和李氏王朝建立后的中朝关系》[125]，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又李成桂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98—1603页。
［70］ 《明实录·太祖实录》[330]，76，第1401页；吴缉华：《明代建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及决策》[578]，载《东方文化》，16，1—2（1978年），第184—193页，特别是第187页。
［71］ 明太祖：《皇明祖训录》[386]（1373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686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68，第1278页；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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