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1］ 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48、74—78、86—92页。关于详细的分析，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2页。
［2］ 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3］ 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102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71—12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5—8章；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章。
［4］ 公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页。
［5］ 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86页。
［6］ 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页。
［7］ 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页。
［8］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年），第161—169页。又见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6—10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132页。
［9］ 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页。
［10］ 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页。
［11］ 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355页和366—371页。
［12］ 见上面注[35]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13］ 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年），第68、95、101页。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年），第44—46页。
［14］ 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8—40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172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42—45页。
［15］ 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2编（序1636年；重印本，上海，1935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仁学志》，73，2（1932年7月），第1—6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42页；以及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7（1962年10月），第160—185页，和68（1963年5月），第50—69页。
［16］ 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139—143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第169—179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年），第59—71页。
［17］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34页；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57—359页。关于郑晓的《建文逊国记》，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2.1.1。
［18］ 关于它的简明的叙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书中各处；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
［19］ 关于这些人中某些人的传记，可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886、1127和1436页。
［20］ 关于张辅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页。关于这些蒙古族将领，见司律思：《明初受封的蒙古人》[453]，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2（1959年12月），第215、224页。
［21］ 关于诸王子在永乐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2—285页；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60—126页。
［22］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载《读史札记》[594]（北京，1956年；重印于1961年），第90—10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175页。
［23］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和1535页。
［24］ 详细情况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台北，1967年），第20、24、44、49、54、64页；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81—188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1954年），第139—177页，以及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8—10页。
［25］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57页。
［2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页。
［27］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07—21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27—628、1537页。
［28］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4、531、1224、1483页。
［29］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60—262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84页。
［30］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年8月），第365—372、384—390页。
［31］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年），第338—345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载《通报》，49，3（1961年），第126—131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4、522、685页。
［32］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81—86页。
［33］ 又见司律思：《15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年8月），第59—62页；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1464年》[193]（威斯巴登，1975年），第25—34页。
［34］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14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页以下、18页以下。
［35］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1398年）：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10—12月），第686—691页。
［36］ 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北京，1932年），第26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594]，第180页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年），第11—21页。又见本书第12章。
［37］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6—27页。
［38］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3—116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39］ 关于《天潢玉牒》（2.3.7）的传记材料，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第37页，以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序、第1—10页。
［40］ 《天潢玉牒》的“二子”本保存于下面两种材料：《金声玉振集》，袁褧辑（1550—1561年，影印本，北京，1959年）[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9.4.1.）]和《国朝典故》版。“五子”说的本子由下面两种材料流传下来：《纪录汇编》，沈节甫编（16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38年）[见傅吾康：《介绍》（9.4.3）]和《胜朝遗事》，吴弥光编（1883年）[见傅吾康：《介绍》（9.4.11.）]。又见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55—77页和《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3—104页。
［41］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11—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46—48、96—99页。
［42］ 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24]，第689—707页。
［43］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32—35页；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纽约，1981年），第91页、106页以下、158—168页，并散见于本书各处。
［44］ 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散见于书中各处；陈荣捷：《性理精义和程朱学派》[27]，载《新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纽约，1975年），第543页以下、566页以下。
［45］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8年；重印本，台北，1962年），第1—3章。
［46］ 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6—9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年），第17—23页。
［47］ 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5—8、1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1章；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547]，安东尼·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47—55页；罗塞比：《从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纽约，1973年），第23—44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年），第81—88页。
［48］ 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年），第261—557页。
［49］ 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82－84页。
［50］ 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3年），第209—210页。
［51］ 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集，1（成都，1947年），第23—29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剌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乌鲁木齐，1982年），第17—42页。
［52］ 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85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年6月），第14—22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331]，载《禹贡》，3，9（1935年7月），第36—42页。
［53］ 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O年》[458]，第26—127、163—165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页。
［54］ 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页。
［55］ 关于皇帝宾天的情景，见下面注[148]。
［56］ 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10，4（1935年10月），第937—939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年），第50—54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4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342页。
［57］ 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2（1970年8月），第154—182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17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06—212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载《汉学》，11，3—4（1970年），第101—113页。
［58］ 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203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录。关于某些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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