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保守。
［83］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84］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85］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162—166页。
［86］ 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87］ 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88］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89］ 见孙缓贞：《明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90］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91］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92］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93］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94］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95］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96］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97］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
［98］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99］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100］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9页。
［101］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102］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103］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104］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105］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106］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107］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108］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119—120、152—157页；和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
［109］ 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9、10章各处；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贸易》[460]，第38—43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见司律思：《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第92—93页。
［110］ 见司律思著《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中的概述。
［111］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5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19—42页。
［112］ 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年》[456]（威斯巴登，1955年），第3章；又见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年），第16—36页。
［113］ 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28、4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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