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17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19世纪的纷纷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29］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要动用武力。［30］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31］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1403年4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响。［32］ 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1404年7月，哈密的统治者安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1409年6月，瓦剌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1404年12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袭。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33］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1416年死）率领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34］ 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1410年到1424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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