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回想起来，在1627年秋，这种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时的兄弟一样的神秘。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1］ 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事实。他是一个把自己吊死在御花园里的皇帝，这时造反的军队正涌过京城的郊区。
魏忠贤的垮台
朱由检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在发育时期受到好几个皇妃的照料，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天启朝因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的。［2］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宫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检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后居然活了下来，单是这个事实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年10月2日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6个皇帝，年号崇祯。他死后有三个庙号（思宗，毅宗，怀宗），分别为明朝皇位的几个觊觎者所谥。他又称庄烈帝。
新皇帝还不到17岁，他上台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京城里没人知道他将对魏忠贤采取什么态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太监。10月9日，皇帝即位后七天，魏忠贤请求让他退休。［3］ 虽然受到拒绝，但告发魏忠贤的一些最忠实的党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在经过相当犹豫之后，他被允许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12月8日，魏忠贤自己也被命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祖籍担任一个礼仪上的次要职务。
魏立即服从命令，几天之内，他和他的庞大的扈从队伍就从北京旅行125英里到了北直隶南部的阜城。他是在这里从他的效率很高的情报网知道皇帝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开列在那些源源不断送进宫中的奏疏中。他对等待着他的下场感到害怕，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太监在12月中旬一起缢死于阜城。此后不久，崔呈秀自杀。不管怎样，无论是他还是魏忠贤都没有得到好死。两个月后，他们受到公开的凌辱；他们的尸体被磔，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在各自的家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人。
魏忠贤死后，开始了对他的党羽的清洗。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儿子和魏忠贤的一个从子。其余的人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4］ 在全国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他用场。下令重修泰昌朝实录，并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同情者的恳切请求下，［5］ 将魏忠贤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毁。同时，皇帝对魏忠贤弄权时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的家属，公开表示关切。许多人作为烈士受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
残余的东林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们在天启朝初年那样主宰朝政。1628年末，韩爌回到北京并成为首辅。他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东林运动的官员，编一份魏忠贤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就在开始编辑这份名单之前，已有其他东林人物在京城担任了重要官职，袁崇焕则恢复了东北前线最高统帅的职务。袁崇焕与东林集团的确实关系不甚清楚，［6］ 但东林成员同情他在魏忠贤掌权时的遭遇，力主将他召回。
尽管东林的命运有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看够了万历和天启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7］ 1628年末，东林的追随者钱谦益（1582—1684年）［8］ 被推为阁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贤罢黜，是刚召回北京的。按当时朝中普遍反对宦官的态度，他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1598年进士，死于1638年）的有力反对，温体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年）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在1621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9］ 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1628—1634年
17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郑芝龙（1604—1661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年进士，死于1640年）［10］ 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世纪20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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