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
1644年夏，当造反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时，中国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以南的明朝军事当局陷入混乱、拖拉与缺乏指挥的状态，邮传和运输路线上的在职人员，大都放弃职守，道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4月5日，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天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又过了20多天，崇祯皇帝自缢的可靠消息才到达南京。
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股浪潮在许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第一个南明朝廷正是在地方失去控制和整个社会缺乏有指导的、协调的军事化的情况下，企图建立一个恢复北方和明帝国的基础。
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1］ 有些人出于这个理由，主张推迟新君主的选择。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时拥立一个君主对于团结全国是迫切需要的。到5月22日，当留都南京职位最高的在职官员第一次聚集拢来商讨这一问题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2］
严格从继承顺序考虑，在崇祯皇帝自己的几个儿子之后，显然就是福王，然后是另外三个藩王，他们这时还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么地方，潞王是第五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一则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认为优于福王，再则因许多“鲠直”派官员担心福王成为国君后对他们不利，甚至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缘由要往上推三朝。万历皇帝曾想越过他的第一个儿子，指定福王的父亲为皇太子。这个意图许多年受到激烈反对，最后为东林的拥护者所挫败，导致一系列派别斗争与不和，直到崇祯朝仍未停止。［3］ 因此，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太监）和操江提督。［4］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5］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但实际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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