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181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文章：《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年），第587—662页。
［28］ 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698、43—44页。
［29］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页。
［30］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页。
［31］ 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9叶。
［32］ 奏议的日期是1575年4月7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台北，1982年），第42—43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105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1596年；东京1975年影印），8，第14—15叶，和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373，第1—5叶（见本章，《经世文》）。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309卷，台北，1968年）的原文，4，第53—56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825—831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29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年；1961年重印），第165—166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620页引证了全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叶（第2040页）。
［33］ 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31《东京，1971年），第1—134页。
［34］ 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5]，第31页，注4）。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重印，1959、1980年），9，第247—248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1961年），第87—103页，特别是第95页。
［35］ 见司马迁：《史记》[477]（约纪元前90年；北京重印，1959年），130，第8叶；巴顿·沃森译：《中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559]（纽约，1961年），第50页。
［36］ 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46）。但这个推测不能证实。
［37］ 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家》（伦敦，1961年），第45页。
［38］ 沈德符：《野获编》[468]（1619年；1869年重印），8，第25—26叶。
［39］ 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597—615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文史杂志》，4，7—8（重庆，1944年），第54—56页。
［40］ 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1560至1566年间的《翰林记》[258]（6.2.7），第13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1966年），第159—160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仅第1507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6年九月四日（1373年9月20日），和第1573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7年五日一日（1374年6月11日）。又见宋濂：《大明日历序》[489]，载《明文在》，薛熙编（1889年；台北重印，1968年），第353—354页。
［41］ 《大明会典》[465]，221，第3—4叶（第2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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