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1957年—）。［30］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31］ 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和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1］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1页。
［3］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卷本（台北，1965年），一为2卷本（台北，1969年）。
［4］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年6月），第32—76页：4，6（1981年12月），第130—140页。
［5］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页。
［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页。
［7］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页。
［8］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年），第149—168页。本文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9］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165页。
［10］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479页。
［11］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中国16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1558—1562年》[15]（巴黎和海牙，1973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卡蒂埃的调查》[173]，载《远东》，21（1974年），第191—198页。
［12］ 见林天外（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台北，1981年），第33—55页。
［13］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14］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260]，10，第43—48叶。
［15］ 富路特：《乾隆朝的文字狱》[187]（巴尔的摩，1935年）；林恩·安·斯特鲁夫：《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用途：清代编史工作中的南明》[481]（安阿伯，1974年）。
［16］ 有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四卷本（北京，1959年）；翻印本分成六卷（台北，1978年）。
［17］ 有新式标点的两卷本（北京，1956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江，1981年）。
［19］ 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年）。
［20］ 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年；纽约，1970年重印）。
［21］ 见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和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1767]，载《中国历史》，11（1946年），第87—122页。
［22］ 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39]（莱顿，1985年）。
［23］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页。
［24］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页。
［25］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年），第156页。
［26］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年），第1—160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27］ 见《禹贡》，5（1935年），第29—41页。
［28］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1959年重印），第464—467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录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