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明军投降为止。
北翼红巾军叛乱，1351—1367年
关于红巾军的活动，现在必须转而叙述颍州的韩林儿和刘福通在1351年的情况了。和南翼红巾军相比，北翼红巾军运动保留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对它的傀儡皇帝有更多名义上的依附关系。韩林儿在1355年3月16日于亳州（今安徽西部的亳县）登极为复辟了的宋王朝的皇帝，改元为龙凤。他的北翼叛乱对它的随从的控制也比南翼更有保证。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该运动的主心骨刘福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保留控制达八年之久，彭莹玉则早已在南方的舞台上消失。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的儿童皇帝一直生活到1367年；它宣布自己为复辟的宋王朝也在老百姓心目中取得了某种合法性和信任感，也使人们感到它是反元运动的重心。南方的红巾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所提出的主张都比较模糊，同时，对徐寿辉连续预谋的和最后得逞的刺杀所引起的愤世嫉俗情绪导致了变节行为和派系斗争，并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刘福通没有成为成功的独裁者，他不能给北方红巾军搞一个严密的组织上的大联合。反之，他只能依附于韩林儿有权取得的多种称号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韩林儿号称宋王朝的继承者、白莲教的第14代领袖、红巾军皇帝以及“小明王”，即不久将再世的弥勒佛的先驱——这弥勒佛乃是强大的佛教和明教民间宗教诸因素的化身。刘福通没有施加强有力的军事控制，只是短暂地取得过军事胜利。1358年6月11日他带兵攻占了开封。从公元960年直到它在1126年陷落到女真人手中为止，这个城市一直是北宋王朝的京师；韩林儿自称是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个皇帝的第10世孙。在胜利以后接着的热情澎湃的支持下，他能够命令忠于他的将领们攻下安徽和山东的重要目标，并在毛贵指挥下进迫大都。但是在1359年9月10日，察罕帖木儿在河南发动反击，夺回了开封。刘福通和他的宋朝廷最初被赶回他们原来的旧首都，即亳州的一个边远而不重要的县城，继而又迁往安丰（二者都在今安徽西部）。他们留在安丰，一直到张士诚于1363年派军攻打安丰时为止。
因此，刘福通从北方红巾军一个中部首都所领导的军事扩张活动，到了1359年就或多或少地近于结束阶段。自此以后，尽管叛乱分子们仍然广泛地承认韩林儿的政权，但军事和政治领导已出现裂痕，并且从未再有效地统一过。重要领袖们和山头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彼此攻战不已，并且遍布于整个淮河流域的许多地方，直到14世纪50年代的后期为止；例如1352年以前有芝麻李活动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从1356年到1359年有河南西北部和陕西的山头，直到察罕帖木儿把那里的红巾军赶入四川时止；1357年到1362年有山东的益都的山头；在从1358年到1362年间毛贵进军大都失败之后有察哈尔和满州的山头。总而言之，他们在14世纪50年代初创立了一条从山东向西南直到安徽-河南边境的战线，把华北和长江隔开。有时候他们也向这条战线以北扩张，最后在1358年和1362年之间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遏制。从那时以后，对于历史来说，特别是对于明王朝的出现来说，重要的发展是在这个地区里的红巾军政权瓦解了，其势向南发展到长江下游而从1356年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半自治政权兴起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转而叙述朱元璋的生平。
［1］ 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章和《后记》。
［2］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页。
［3］ 《辍耕录·忠烈》[501]，第14页；《元史》[490]，193，第4388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4］ 《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5］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页，明玉珍传；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页。钱谦益系此事于1352年或1353年。
［6］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页。
［7］ 张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第3717页。
［8］ 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页引用了钱谦益关于此事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9］ 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12章为第1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10］ 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页。
［11］ 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卷（上海，1932年）。
［12］ 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I（1977年7月），第25—28页。
［13］ 关于这些教义的内容，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载《中国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14］ 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8、86页以下。
［15］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杭州，1983年），第28页。
［16］ 见爱德华·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内陆水军大战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47]，载《中国的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页，以及本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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