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斯多葛派、斯宾诺莎或康德、黑格尔或费希特，都持肯定的自由观，都认为自由不是存在于选择中而是对合理的意志的服从。选择总要领先设定各种善之间会有冲突和竞争，与之相反，合理的意志为人们指出一个也是唯一的行动道路，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人的合理的意志与任何人的合理的意志是一回事，它们具有同一的目的，它们本身就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像对一个人来讲存在着一种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一样，任何人也都会赞同这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对于所有人都同样是合理的。当然，从实际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的个人经验角度看，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彼此冲突的目的和愿望，这些都是人们自己所珍爱的善和价值，但它们之间的竞争无法两全其美又折磨着人们，这些冲突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由互让而得到解决；但是合理的意志，由于它符合自然的秩序或“善的形式”，就不能包括这些冲突，相反，这些冲突只能被看作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实在的。这种服从合理的意志的自由不是存在于在真正竞争的两种善之间所做出的选择中，而是存在于对什么是合理的或正确的目标的追求中。正是在坚持追求唯一的真理、坚持追求对每个人和所有人都同样是善的目标的过程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
伯林发现，正是这种观点在政治实践中所隐含的意义构成了肯定的自由的最令人反感和最危险的特征。因为，如果真正的自由就是追求善的机会，如果所有真正的善都是彼此和谐共存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那么，自由人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重大的价值冲突、理想冲突或利益冲突的社会，是一个一切都与真正同一的或合理的意志相吻合的和谐社会。这大概就是卢梭对于公民意志社会的幻想。这是一种危险的偏执的幻想，因为它意昧着所有道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冲突都是道德败坏和反理性的病症，至少也是错误的症候。这种观点的最深刻的一元论前提是认为在自由人中只能存在统一的意志，因此他们才能构成一个无冲突的社会。在伯林看来，正是这个前提，由于它把各种冲突诊断为先天的病理现象，它就支持了从雅格宾到我们时代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伯林认为，如果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是肯定的自由概念所固有的，那么由于这个缺陷，肯定的自由概念内在地就具有被滥用的可能，而不像否定的自由和真正的政治理想那样，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对自由的滥用十分敏感。
正是在伯林反驳这种一元论幻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以多样性和人类真正的善的不可通约性为基础的多元论主张。这种多元论也使他的自由观生气勃勃。否定的自由之所以被称赞和被当作是一种基本的自由，就是因为它最符合人类目的和善的竞争的多样性。按照伯林的意见，虽然肯定的自由被看作是一种有根据的自由，但由于它涉及自我控制，所以很容易并必然蜕化为一种伦理理性主义的幻想，这种理性主义对于选择是致命的。（这种幻想可以说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派的“善的形式”中和亚里士多德美德的统一中就开始了。）由于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自我是很罕见的，现实的经验的自我又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困扰和知识的空白，所以肯定的自由观所说的自我就只能是抽象的自我，是一种无分彼此的理性人的样本。从这种观点看，那种植根于追求人们之间的差别性和追求不同且冲突的善的自由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了。
讨论伯林的多元论的性质和基础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在此我只是指出伯林思想的特征（对此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还会提及）是值得注意的。我曾经指出，伯林思想中没有任何普遍的即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性观念，因为在人类的选择能力中就包含了人类偏好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含义。我们根本不能说共同性是自然的，差异性是人为的或因袭的；相反，多样性是人的族类本性的最明显的表现，人们的生活就是由于选择而具有自己的特征的。在伯林看来，这种选择是在那些不仅有差别有竞争而且有时是不可通约的善之间的选择，这是一种基本选择，即不受理性控制的选择。极端一点说，这才是存在于个人的自我创造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群体创造中的自然的选择。伯林认为，人性决不是某种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只是有待于发现和认识的东西，而是通过选择活动被创造和不断地再创造的东西，它内在地就是多元的和多样的，而不是同一的或普遍的。
对于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这种人的慨念的地位以及这个概念与伯林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提出一定的疑问。这种人的概念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以及这种概念是如何确定的？这种人的概念又是如何与著名的选择活动（这是伯林的自由主义的突出特征）联系起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把人看作是通过选择活动而自我改造的存在这种人的概念部分地依靠历史所提供的文化差异性的证据。历史所透露出来的东西表明，不是某种固定的人性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倒毋宁说人性就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带有许多文化特征的征候群。如伯林所认为的那样，说人性是通过运用选择能力的活动而自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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