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或者说自由的政治伦理学，这种理论不承认有所谓等级式的价值结构，这样，在基本原则的运用中就会产生实践的二难困境。在政治生活中，像在道德生活中一样，我们总是在善和恶的冲突中进行交易，而又没有一种最高原则能衡量这些给定的价值。这都是一些不能用共同的“货币”来度量的善，在这些冲突的善之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没有根据和标准的选择，即在充满不可通约性的价值之间进行的选择，就是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质。第三个影响是，在这种基本的二难困境中进行选择时，理性弃我们于危难而不顾。在我们面临不可通约性的价值又必须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都跑开了，这时它们也只能如此，此时此刻，我们除了行动外别无任何选择。在这个方面，“基本选择”的说法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伯林的多元论所说的不可解决的二难困境中，我们的选择只是行动，而不是进行进一步的谨慎考量，就像“进行选择”的语词表示的那样。在伯林的这种基本选择——在不可通约的价值的冲突中出现的选择——的观念中，存在一种唯意志论或存在主义的因素，这也把他的观点与自由理性主义的所有形式区别了开来。
根据伯林的观点，由这种基本选择活动而产生的人的本性的多样性，不仅仅是个人本性中原始的多样性。通过选择活动导致的自我创造不但发生在个人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集体性生活中。人类自己构成自己不能仅理解为是一种个体性行为，而是体现在具有特定的集体身份的多种文化传统的实践者身上。他们为自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各具自己历史的实际世界，这是不同于思想世界和话语世界的世界。在伯林看来，正是这些多样性的实践构成的网状系统，像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赋予道德判断以客观性的品格。伯林的这种伦理实在论的变体有时也被称作“内在的实在论”。依照这种实在论的观点，价值世界中的这些因素，虽然它们都是由诸如科学或艺术的活动方式和诸如友谊或罗曼蒂克的爱的生活方式历史地创造出来的，但却是独立于主观意识的东西，至于我们对它们的信念，那既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就这一方面而言，伯林似乎赞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见，把客观性理解为公共性，依此来说明这些属于共同实践世界的东西。无论是否可以把伯林的这种思想划归为“多元的认识论”，对他在伦理学中所持的多元实在论，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予以概略评述。
值得强调的是，根据伯林的意见，虽然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形式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又不是理性难以接近的或彼此间无法交流的。相反，这些实践形式是高度可理解的，而不像相对主义世界观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密封的。它们具有一种来自公共存在和相互理解性的客观性。另外，在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主观主义的东西，虽然他认为个人的特性是通过选择活动形成的结果，但他把选择活动理解为在继承上一代人的选择和同时代其他人选择的上下文联系中发生的，甚至个人特性的创造也以以前的集体自我创造活动构成的社会形式为前提。伯林对价值的观点不是主观主义的观点，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道德实践看作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生活方式，这种客观性来自生活方式的公共性，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做出道德选择和判断的人部分地是由共同生活方式和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实践所构成的。按照伯林的看法，这些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人的特性，总是在共同生活方式中被具体化，它们自身只能被理解为历史创造的结果。
然而，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些深刻的唯意志论的因素．就像他强调的，我们的共同实践产生着实践自身不能解决的二难困境，又要求有理性最终也不能给予的决心。这种唯意志论的思想限制了伯林关于价值的内在实在论的观点，按照这种内在实在论的观点，人们最终会参照共同生活或共同实践来证明其活动是正当的。同时，与早期的萨待或费希特不同，伯林认为，在人类生活中意志的作用总是受着人类共同的实践世界的限制。如果人的特性部分地是由于遗传和不可选择地参与共同生活的产物，这一点就是肯定的。我们依靠选择活动进行着自我创造，而不是从虚无中进行创造；通过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来实现转化的自我本身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现在的人和过去一代人做出的选择的积淀物。确实，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伯林认为，进行选择是人的一种能力，选择主体的特性总是部分地由于继承、并由他存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及其相伴随的语言所深深地给以定型的，伯林的这种信念又限定了他的基本选择或任意决定的观念。如果伯林的信念是基础牢固的，那我们做出的许多重大“选择”都是可以予以审查的，它们表达的不是我们的“决心”而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所属于的生活方式的概括或积淀。我们都是自己的生活剧的部分作者，但对共同的剧本总有许多修改。
然而，就像在启蒙运动时所理解的那样，根据人类历史上的记录，从来没有一个一般的通用的人类生活剧的剧本。这正是伯林的论题：人类的自我创造总是使自己成为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单一的人类历史的观念，就像完美的人类生活的观念一样，都是一种误解。伯林的多元论所要颠覆的就是这种误解的观念。如果在人类本性中存在着基本的不确定性，通常人们持有的那种人类具有共同的不变的本性的观念就完全失效了，一般的人类历史的观念就因没有事实的根据而破产了。人类历史必然是多方面的多样的，一如语言是多样多面的，而存在许多语言恰恰是语言的本性，所以，也总存在着许多人类历史而不是单一的历史。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一般人类历史的观念与这种观点不一致，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本质只是部分地被决定的，文化的差别只是人的本性的表现。我们可以把伯林的这种见解用后现代主义的行话来表示：前述的种种误解都是使用人类概念的结果，各种历史只是人关于自己的多样的叙述，其中没有一个叙述具有元叙述的权威性。根据伯林对历史的看法，如果一个人从自我转化的角度理解和期盼人类的话，那么历史将具有不可预见性、多样性和新奇性。这是对人类本性的历史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特性和多样的本性既是由于族类的创造性而形成的，也是通过多少代人的活动的交织而历史地创造的。这种历史主义不同于休谟式的对于人性的自然主义观点，因为它把人的特性看作是自我创造和人类的自我转化的多样形式，而不是人类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本性的变化出来的形式。我们可以说，伯林对人类本性的历史主义观点是他的价值多元论的人类学前提或根据，因为它认为是人类内在的原始倾向为人类形成了多元的本性或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是这种哲学人类学的多元论方面使伯林的思想与别的历史主义概念——如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概念——区别了开来。
没有理由怀疑伯林对人性的这种历史主义看法。有人承认我们从周围的人中发现的人性形式是历史创造的，但同时又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发展的规律，这种观点也遭到伯林的拒斥。在伯林对所谓“科学的历史”的拒斥中，我们发现他信奉着一种与他的最深刻的价值多元论观念相似或互补的方法论的多元论。在他的方法论的多元论中，基本的论题是，基于不同智力游戏规则的叙述是不可简约地多样化的。在伯林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及的这种反还原主义的观点，支持了他对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理想的拒斥。那些决定论的人类历史科学的观念，或者人类行为一般地是建立在概念一致性基础上的观念，就像完美社会的观念，包含了所有生活方式中全部的最好成就于一身的完美生活方式的观念一样，都因为理论的不可能性而被粉碎了。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伯林的这种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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