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和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的法国……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计划就是对连续不断的反犹太主义的自然的和合理的反应。”
值得补充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无论在成功地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后以色列人如何称呼这个运动，它也是对于大屠杀所引起的无法衡量的道德恐怖的自然和合理的反应。关于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指出三点，这三点都是与伯林更宽泛的自由主义思想框架相符合的。第一，犹太复国主义与他的自治论（即认为政治团体有权独立发展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十分清晰地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敏锐地看到，个人幸福要求有一定的共同文化形式，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尊要求别人对于这些文化形式具有尊敬性的认可。进一步说，伯林的复国主义与他的这种信念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信念就是，在主权国家内，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共同文化形式要有一定的政治体现，这是一种人类的自然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一政权是一种卓越的政治形式，但作为某种文化生活共同形式的承担者的人民却遭受到迫害，如犹太人近千年来所遭受的迫害那样。确实，伯林并没有按照威尔逊主义的方式肯定地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和学说，共同文化形式到处都体现在主权国家的政治机构中。相反，他认为人类对共同文化形式的需要是普遍的，但具体形式是极其多样的，并且察觉到犹太人生活的共同形式实质上早已从不受保护变为遭受迫害，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愿望自然是极其强烈的。
当认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既不是源于自己的选择，又成为不能由任何选择来改变的不可逃避的命运，而且这种身份又不能为别的民族所同化时，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的这种愿望就变得势不可挡了。伯林在《犹太奴隶制与解放》这篇重要的但却被忽略了的论文中写道：
“无论早期历史上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规模的同化在现代并没有证明是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德国犹太人曾相信过这种同化融合的观点并以最真诚的信念实践它，但他们还是遭受到了最悲剧性的命运。”
伯林明确地指出，对于犹太人来说，同化极少是免遭迫害的可靠保证。在他对本杰明·狄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和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个性的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中，不仅表明了他的这种信念，即在这些为社会所异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中文化成员地位对于个人幸福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还暗示——如果他从来没有明确表述过的话——这两个人为了逃避自己犹太身份而采用不同的同化策略全都是无效的。伯林深信，一般说来，同化只不过是犹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观点在他十分同情地讲述他的朋友柴姆·韦兹曼（chaimweizmann）的信念时表述得至为清楚。伯林在纪念韦兹曼时说道：
“韦兹曼在早年就接受了这样的主张：犹太人的病患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反常局势引起的；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们依旧处于半奴役的状态，处于一种下等的依附性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他们遵循的善恶标准只是做奴隶的善恶标准，那么他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的神经官能症就都是无法治愈的……个人的正直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除非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得到改变，使其趋以正常，并纳入到与其他民族一样的轨道，否则大多数犹太人将仍可能在道德和社会上永远都是残疾的，成为善良人们的同情之人，挑剔之辈的深刻憎恶之人。对此，除了通过革命进行完全的社会变革，获取全体人的解放，别无其他疗法。”
正是因为现代的犹太人——如果不把他们史无前例的迫害历史都计算在内的话——一连选择同化的自由都没有，伯林才认为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愿望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没有犹太家园，其它地方的犹太人永远不能摆脱迫害；而且，由于犹太家园满足了犹太人对于政治制度的需要，这又折射出犹太人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其民族文化身份。犹太人，即使在受迫害民族的历史背景中，他们受迫害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们的这种需要有待被人们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犹太复国主义——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这也是一个特例——就是一个明显合理的例子，是与他思想中的其他部分相一致的例子。
伯林犹太主义思想的另一特点是他不否认——事实上是积极地肯定——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市民的许多要求的正义性，但他认为他们的这些正义的要求与以色列人的要求本质上是难以和解的，要使之统一起来容易引起问题，甚至会出现悲剧。当民族主义的变态形式在以色列出现的时候，伯林就谴责它，一如他谴责别的国家出现的这种情况。这里，伯林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的观点，他木否认这个运动表现了犹太人历史命运的独特特点，同时又把它与人道主义理想以及启蒙思想中表现的普通平民社会的概念联系起来。正是由于致力于建立一个启蒙运动理想的国家体现了其创立者的理想，伯林才仍旧（绝非不加鉴别地）是以色列国家的支持者。
伯林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引发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个特点也一直是各种犹太教信仰的一大特色，这就是在不否认人类一般的和普遍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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