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要求的同时又承认和肯定特殊责任和忠诚的重要性、有效性。犹太教中的这种二元性萦绕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内，使得它一直在尽力调和人道主义的要求和犹太教的特殊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也出现在伯林的思想中，他也一直在努力调和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浪漫主义——包括唯意志论和自治论——观点之间的矛盾。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包括了以下结论，在历史现实中可能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每种生活方式都带有自身的美德和优点，每一种生活方式都要求有一些合理的、特殊的忠诚。如我们在孔多塞和佩恩（paine）的作品中看到的，这种结论不但以其最简单的形式消解了启蒙运动的信念，而且也消解了所有的——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普救主义的信念。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价值多元论的命题不仅对西方主流传统是一种挑战，而且对人文主义的中心传统也是一种挑战。如果存在一种哲学上永恒的命题的话，这可能就是认为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存在着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一种真正的幸福。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观点削弱了这种哲学观点。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设想，在伯林多元论思想的众多来源中，或者在他自己的多种继承因素中，犹太教思想所肯定的对不可简约的多样的（有时是对抗性的）文化传统的特殊忠诚，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伯林所坚信的这种自治论观念引发了文化形式的一个概念，即，服饰、建筑、艺术、行为、语言这些形式都是人类身份的一种表述、体现、沉淀或媒介物，而不是像古典功利主义认为的那样，主要或基本上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满足需要的工具或者有目的性行为的策略。我们的身份缠绕在实践之网中，萦绕在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反映和折射着我们的身份，同时我们也形成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我们甚至可能改变通常的譬喻，遵循汉普郡的观点，说思想是语言的影子、内心世界是共同生活的影子。即使我们没有走得那么远，我们——如果用伯林的赫尔德式的表现主义的说法——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最深层的本性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并不是能脱离文化的遗传性而独立自主作出选择的选择者。确实，就我们的身份总是在共同文化形式中得到确定的这个角度来说，赫尔德的表现主义与费希特的唯意志论之间可能有一种紧张或张力，后者把文化形式看作是历史创造和意志的集体性行为，而这二者都是浪漫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因素。在我更为详尽、系统地讨论伯林对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论述时，我将重新讨论这种紧张或张力。
在伯林称之为反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的运动中，自治论被转化成一种激进的意志理论，亦即否定所有一般的人类普遍标准的理论，对此，伯林是从不赞同的。正是由于伯林坚持道德理论上的客观多元论以及政治思想中的竞争的自由主义，使他在接受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中所包含的真理时，就没有必要、也无需接受它们反启蒙运动的理论表述，也不像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完全否认人类在理性和道德上有任何统一性。伯林的整个思想体系正是以调和这些思想家的观点与纯正的自由主义信念为目的的。在伯林的这种调和上述矛盾的计划中，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还有一个与此相关同时也是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伯林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接受浪漫主义和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激进唯意志论的观点，——这些思想家认为，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充满着多元的以及相互冲突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仅是我们复杂的且又是自我改造着的本性中的因素，而且个体和群体的意志行为也创造着这些冲突的目标，使其能够得以长期存在。尽管伯林也批评古典的和现代的理性主义，但因为他本人依旧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一个致力于把自然和人类世界变成理性可理解的世界的理性主义者，所以上述问题仍是他的中心问题。问题在于这个计划能否与他从浪漫主义和反启蒙运动的批评家那儿吸纳的唯意志论因素协调起来。
这个问题确实是伯林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它表明了人性在什么程度上隶属于任意性的自我改造，表明新颖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程度上为意志行为所创造。就这些意志行为是集体性的行为而主要不是个体性行为而论，如j．g.费希特所认为的那样，它表明如何使伯林的多元论与他的自由主义相一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自由主义扼制了集体性自我创造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它可能被多元论的更深层的真理所颠覆，或者至少受到其限制。最为重要的是，伯林以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讨论了他所接受的批评启蒙运动的观点——不仅那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可能由意志行为所解决（而非由反思的选择来解决）并必然会得到解决，而且可以说这些价值本身可能就都是意志的表现，而不是持久不变的人性的需要—一从而提出了他的自由主义信念是否有人性基础的问题。那么，像伯林认为的那样，是否自由主义的基础，也可理解为人们赞同自由主义的根据，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对于选择活动的偏好呢？选择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价值的优先地位是否能从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普遍性的现实中推导出来呢？或者说，根据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逻辑，自由主义本身是否就是赞同某一种特殊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权威性的生活方式的主张呢？
正是最后的这种可能性——把价值赋予了各种生活形式——不可能植根于永恒人性的复杂的矛盾的需要，这个观点是由j.g．哈曼提出而由他的信徒j．g.赫尔德在其人民党主义和表现主义学说中表达出来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最终价值可能成为毫无根据的个体与集体意志行为，伯林将之称为浪漫意志的神化。这种为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赞同的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的形式，后来由尼采（nietzsche）和（早期的）海德格尔（heidegger）重新发展，然而它的根源却是哈曼的思想，伯林把由这种思想激发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统统称为反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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