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主义思想区别了开来。
伯林竞争的自由主义体现的思想特点是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因而把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反启蒙运动的批评调和起来。在这一方面，和他最相像的英国思想家当然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穆勒的哲学中，英国经验主义和古典功利主义的遗产与浪漫主义的影响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一直处于对峙之中。无疑，在伯林的多元论思想体系中，他的自由主义比起穆勒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更为成功的综合。然而，伯林著作的最大难题还是多元论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这表明伯林试图所做的综合并非完全成功，而且他的思想一直被一种含糊性所缠绕。这种含糊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说明：他的思想有时表现出源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传统的更为深刻和更为精巧的自由主义面孔，有时候又表现出维科式的和赫尔德式的风貌。在后一种情况下，伯林不是从迈斯特尔或奥克萧特（oakeshott）保守的或传统的角度，而是从赫尔德和维科著作中较早表述的这种多元论和历史主义的立场批评自由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我以为，正是伯林思想中的这种历史主义因素才使得它力求使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唯意志论协调起来，并使自由主义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在阐释伯林思想的过程中，我曾不断提到过其中所包含的唯意志论的因素，这是在他断言道德和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基本选择或无根的信念时表现出来的。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又看到，强调意志在人类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是浪漫主义反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观念，我们这个时代力求要彻底否定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运动所采纳的就是这种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党派中心论或排他主义的最有力的形式是激进的、现代主义的，而不是传统主义的那种建立在种族或国家基础上的法西斯教义和运动，它们都利用了从浪漫主义那里得来的只有意志的作用才是可靠的第一位的观念。这些激进运动提倡特殊的生活形式并力求把这种生活方式从一切共同人类标准下解救出来，至少是其中的有些派别——最著名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这么做的。很显然，他们试图破除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伯林勾画的道德思想的规范和范畴的普遍性框架。按照伯林对这种普遍性的框架和规范的理解，无论它们所包含的实质性道德规范到底有多少内容，也无论这些内容如何会因时间、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规范——比如说，公正的规范和考虑到他人利益的规范——形成了人类的一种共同视界；若超出这种视界，或者说在道德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相一致的东西，那人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彼此间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真正激进的党派中心主义或排他主义运动所要消除的就是这种共同的人类视界。因此，它们受到可以称作伯林思想中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的谴责。
从人类共同道德视界的角度看，这种党派中心主义的激进形式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并没有为自由主义提供基础或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权。激进的党派中心主义的主张受到伯林思想中另一种因素——即认为自我创造总是发生在具体文化遗产的背景之下——的进一步限制，正是这种因素把伯林的思想与最纯正的浪漫主义学说区分了开来。在伯林看来，选择的自我作为选择活动的主体，即使在他做基本选择的时候，他也不是一种不受任何妨碍的自我或抽象的自我；它是一种由对某种特殊民族的忠诚、文化传统和社区成员地位构成的自我，不管这些东西是多么复杂和多样。即使通过基本选择进行自我创造的自我也不是凭空进行自我创造的。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意志的作用，而在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中以及浪漫主义更为激进的形式里把意志的作用夸大到了顶峯。在伯林看来，个体身份和共同文化形式都不是意志行为随意创造的，因为个体以及民族的思想和情感都是既往的语言和实践的遗产，正是这些语言和实践的遗产以深刻、多样的形式形成和塑造了他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就会注意到伯林思想中另外重要的一点，即，基本选择或无根的决定，在自我规定行动的意义上，没有给出、而且经常是不能给出这些选择的理由，但（按照伯林的观点）基本选择或无根的决定可能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经常或者相当典型地不是被看作是意志行为，而是看作是人类经验的回顾性的重建，正是人类的经验用一种为着未来的新形式构成了这些基本选择。换句话说，基本选择既不是以理性为根据的，也不是意志的行为。的确，如果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大部分基本选择不可能是意志的行为，而必然是选择主体已经参与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其中具有的身份或地位的一种表现，或许是追求新奇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通过选择活动、甚至基本选择而实现的自我创造一直在进行当中；但它很少以意志行为的方式来出现。
认为选择活动的主体即选择者是通过语言、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遗产塑造形成的，这就限制了激进浪漫主义唯意志论的可能性；但这种观点也并没有为自由主义赋予优先权，一如伯林关于价值的共同人类视界的概念没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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