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气病气俱不足者重；若正气不足而邪毒有余，补之不可，攻之又不可者危；若毒虽尽去，而脾肾已败，血气难复者，总皆不治之证。故临证者，当详察虚实，审邪正，辨表里，明权衡；淌举措略乖，必遗人大害，斯任非轻，不可苟也。
又曰∶槐花治湿退热之功，最为神速，大抵肿毒非用蒜灸及槐花酒，先去其势，虽用托里诸药，其效未必甚速，惟胃寒之人，不可过用。
又曰∶忍冬酒，治痈疽发背，初发时盒饭服此，不问疽发何处，或妇人乳痈，皆有奇效。如或处乡落贫家，服此亦便且效，仍兼以麦饭石膏及神异膏贴之，甚效。
又曰∶愚意前论肿疡，有云忌补宜下者，有云禁用大黄者，此其为说若异，而亦以证有不同耳。盖忌补者，忌邪之实也；畏攻者，畏气之虚也。即如肿疡多实，溃疡多虚，此其常也。然肿疡亦有不足，则有宜补不宜泻者，溃疡亦或有余，则有宜泻不宜补者，此其变也。或宜补，或宜泻，总在“虚实”二字，最多疑似，贵有定见。如火盛者，宜清者也；气滞者，宜行者也；既热且壅，宜下者也；无滞无壅，则不宜妄用攻下，此用攻之宜禁者也。至若用补之法，亦但察此二者，凡气道壅滞者，不宜补，火邪炽盛者，不宜温。若气道无滞，火邪不甚，或饮食二便，清利如常，而患有危险可畏者，此虽未见虚证，或肿疡未溃，亦宜即从托补，何也？盖恐困苦日久，无损自虚，若能预固元气，则脓必易化，脓必易溃，口必易敛，即大羸大溃，犹可望生者，必待虚证叠出，或既溃不能收敛，而后勉力支持，则轻者必重，重者必危，能无晚乎！此肿疡之有不足也，所系非细，不可不察。
又曰∶溃疡有余之证，其辨有四∶盖一以元气本强，火邪本盛，虽脓溃之后，而内热犹未尽除，或大便坚实，而能食，脉滑者，此其形气病气俱有余，乃宜清利，不宜温补，火退自愈，亦善证也。一以真阴内亏，水不制火，脓既泄而热反甚，脉反躁者，欲清之则正气已虚，欲补之则邪气愈甚，此正不胜邪，穷败之证，不可治也。一以毒深而溃浅者，其肌腠之脓已溃，而根盘之毒未动，此乃假头，非真溃也，不得遽认为溃疡，而概施托补，若误用之，则反增其害，当详辨之。又有一种元气已虚，极似宜补，然其禀质滞浊，肌肉坚浓色黑，而气道多壅者，略施培补，反加滞闷，若此辈者，真虚既不可补，假实又不可攻，最难调理，极易招怨，是亦不治之证也。总之溃疡有余者，十之一二；故溃疡宜清者少，肿疡不足者十常四五，故肿疡宜补者多，此亦以痈疽之危险，有关生死者为言，故贵防其未然也。至若经络浮浅之毒，不过肿则必溃，溃则必收，又何必卷卷以补泻为辨也，观者审之。
张洁古曰∶有里者下之。
蒋示吉曰∶司命者用药，但有一可补之机，则补之，有不可不攻之势，则攻之，庶几得古人好生之意者哉。
又曰∶夫疮疡既溃，肉腐脓流，血散气消，其虚之必补也，宜矣，用十全大补汤，为溃后诸证之总司。
又曰∶误服克戕之剂，或脓血大泄，或因吐泻，或误入房，或劳损元气，或梦遗泄精，或外邪感触，以致发热头痛，小便淋漓，或滑数便血，脉濡烦喘，气短头晕，体倦热渴，意欲投水，身热恶衣，扬手掷足，腰背反张，此阳气脱陷之假热证也。又有畏寒头痛，咳逆呕吐，耳目蒙，小便自遗，泻痢肠鸣，里急腹痛，--短缩，牙齿浮痛，肢体麻痹，或厥冷身痛，或切牙啮唇，此阳气脱陷之真寒证也。如遇以上假热真寒，勿论其脉，勿论其证，若见一二，急以十全大补汤加附子，补温之药，庶有复生之理。
又曰，凡肉黯阳虚属寒，十全汤加附子，肉赤血虚兼热，四物汤加栀子。
又曰∶凡死不溃是脾虚，十全倍参术，肉白肉不敛为阳孤，十全加姜附。
又曰∶凡寒凉非生肌所喜，发散非溃后所宜。
又曰∶七日以前，火毒方炽，辛热温剂休尝；七日以后，脓血将成，寒凉敷药莫遏。
又曰∶精为阴，人之水也，气为阳，人之火也，水中不可无火，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火中，不可无水，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水亏者，大补真阴，火虚者，大补元阳。
又曰∶凡真阳之衰败，必由于真阴之亏损。
又曰∶药能治病，补虚不能移情易性，病患素性乖张，最难调治。
又曰∶脓流毒泄，气血俱亏。
又曰∶金匮肾气丸治命门火衰，以致脾土虚寒，不能消遗收敛，或饮食少思不化，脐腹痛，夜溺多，口干喜热饮，肾水虚而上泛为痰，脾虚不能摄涎而为痰，非此不救。诚为引火归原，回阳返本之妙剂也。
又曰∶初起之疡，皮肉未破，一团实邪，热毒甚炽，不可轻投辛热之药。溃后之证，脓血出多，正气已亏，元气未复，不可擅用寒凉之剂。
又曰∶据东垣之意，疮疡面赤，虽伏火热郁，不得攻里，为阳气怫郁，邪气在经，宜发表以去之，虽大便数日不见，亦宜多攻其表，发散阳气，少加润燥药以润之。薛立斋云∶肿疡内外皆壅，宜以托里表散为主，如用大黄，宁无孟浪之非，若此则大黄之难用也，明矣。而丹溪又曰∶大黄治痈症之要药，岂诸名家亦相矛盾乎？盖痈疽初起，有六经表证者，大便如常者，脉紧浮数者，邪气在表，断不可下，若表证不现，大便燥结，口渴引饮，脉浮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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